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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为何是谣谚“富矿区”

王湛 发布时间:2020-06-22 11:16:00来源: 钱江晚报

  原标题:民谣民谚绘就一幅多方位的历史画卷

  江南为何是谣谚“富矿区”

  “麦到芒种谷到秋,寒露才把豆子收”“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这些江南谣谚描述了劳动人民对农时节气的准确把握。人杰地灵的江南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谣民谚,它们不止吴侬软语的温和,更是民众经验的保存库,历史社会的晴雨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赵瑶丹教授介绍说,我国保存下来的谣谚是全世界最多的,构成了一座可贯穿中国历史的巨大宝藏。而纵观古今,在这座宝藏中,江南是重要的“富矿区”。

  谣谚起源离不开吴歌越吟

  江南地区为谣谚创作提供丰富素材

  “谣谚是歌谣和谚语的合称。”赵瑶丹解释道,在先秦之世,歌、谣都有韵律,可以吟唱;而谚指流传的时语,不一定有韵律。南北朝以后,谣和谚的概念杂糅,“谣谚”一词开始专指流传于社会上的时语。

  谣谚是一种古今广泛存在的民间艺术形式,各个社会群体、阶层都有可能成为谣谚的创作者。它可以用来记述民风民俗、山川风物、历史人物等丰富的内容。

  那么,谣谚和同样具有韵律、内涵丰富的诗词有哪些区别呢?

  “谣谚的形式比较随意,有二言到十二言,还有三句半、不规则等形式,不像诗词那么规整,也不拘泥于诗词中的对偶、押韵。”赵瑶丹指出,谣谚更善于说理,而诗词长于抒情。

  赵瑶丹告诉记者,江南地区在中国谣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

  江南地区有着平原、丘陵、盆地等多种地形,与之相适应的,是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这里盛产稻茶,渔业兴盛,商品经济发达。这样的自然、经济特征又衍生出丰富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为谣谚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谈起谣谚的起源,离不开对“楚歌”“蔡讴”“吴歈”“越吟”等现象的分析,其中“吴歈”与“越吟”便是指古时江南吴越一带的歌谣。

  江南地区擅长吟歌者也很多,如号称“王者歌手”的钱镠,作离国哀歌的越王夫人,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的曹娥之父曹盱,在街头唱“越歌三章”的夏统等。除了极少部分有姓名可查的,大部分谣谚的创作者、吟诵者隐迹于民间。

  到了两宋时期,皇室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彼时的江南,文化发达,重文兴学,为谣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立于文字,江南地区文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赵瑶丹说。

  求状元、砭时弊、颂良臣

  江南谣谚意义深远

  赵瑶丹指出,江南谣谚带有鲜明的区域性,集中反映了江南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历史变迁。

  江南自古多才子佳人,自两宋以来,尤其重视文化教育,对科举应考的社会诉求更是十分强烈,因此,江南地区以科考为题材的谣谚广为流传。

  南宋,婺州(金华古称)有歌谣“桐齐檐,出状元”,浙江丽水龙泉也有“沙洲到寺上,龙泉出宰相;沙洲到寺前,龙泉出状元”,衢州有“尖石圆,出状元”,温州流传“海坛沙涨,温州出相”。状元谣的普遍流传,体现了江南地区民众对于金榜题名、仕途畅达的期盼与追求。

  此外,许多谣谚还呈现了江南先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有对贪官污吏的谴责、讥讽,也有对清官功臣的褒扬。

  南宋奸臣贾似道任宰相,不入朝理政,反而天天在西湖边的葛岭官邸寻欢作乐。“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这首民间谣谚就揭露了贾似道之辈只图享乐、不顾民生的嘴脸。当时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还流行佩戴青色假玉,就是以“假”喻“贾”,暗讽贾似道,便有了民谣“满头青,都是假,这回来,不作耍。”

  南宋镇江知府蔡洸,在任期间遭遇大旱,宁愿不让船只在河道里通行,也不忍心抽取百姓存蓄的用来灌溉农田的水。百姓们爱戴蔡洸,用民谣歌颂他:“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

  赵瑶丹介绍道,谣谚中还蕴含着江南各地的生产生活习俗,如“摇船歌”“出洋舟人歌”“候潮歌”等。而“善恶歌”“时运歌”“绍兴孝妇歌”等,则是江南不同时期伦理观念和民俗文化的直接反映。

  谣谚的丰富内涵,还影响了正史的语言风格,使其逐渐转向通俗化。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史传中有用极俗语者,《唐书》以前不多见”,而“至宋、辽史乃渐多”。据不完全统计,《资治通鉴》引用谣谚154条,宋代四大类书引用谣谚的数量都超过了200条。

  从采诗观风到系统整理

  江南文人也重视谣谚

  赵瑶丹说,从古至今,在谣谚的采辑与传播上,江南地区人才辈出,贡献卓越。

  远在西周时代,就有了“采诗观风”的传统,历朝历代的帝王都重视民间谣谚的采集。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意思是古时有专门采集诗歌的官员,帝王通过官员采集来的内容观察民风习俗,了解自己的得失,进行自我考察与修正。

  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江南地区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视民间谣谚的文人士大夫,如东汉的赵晔,唐代的张志和,宋代的范成大、陆游、周守忠,明代的田汝成、冯梦龙,清代的范寅、赵翼、李渔,再到近现代的鲁迅、周作人、刘大白、刘半农、艾青、朱自清等,不胜枚举。

  “早期的谣谚,大多还是反映普通百姓对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体悟。”赵瑶丹说,自宋代起,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在日常言谈中援引谣谚,并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中,做到了“寻常言语口头话,便是诗家绝妙词”。

  南宋叶茵有诗“大姑不似三姑巧,今岁缲丝两倍收”,就出自谣谚“大姑拙,三姑巧”。绍兴诗人陆游,将民间俗语“菱角磨作鸡头”,化作了诗句“平生忧患苦萦缠,菱刺磨成芡实圆”。

  文人士大夫还采录谣谚,整理成系统的专集,如清代范寅的《越谚》,顾颉刚等编撰的《吴歌·吴歌小史》等。

  其中,中国古代谚谣的集大成之作,当属清代秀水(今浙江嘉兴)杜文澜编撰的《古谣谚》。书中收录了从上古到明代共三千三百余首谣谚,代表了明清古谣谚搜集整理的最高水准。

  近现代文坛上,江南文人也推动着歌谣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鲁迅先生曾提出“立国民文艺研究会”来搜集、整理各地歌谣、俚谚,并且要“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从1986年起,全国范围开展了广泛的民间文学普查,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仅浙江地区采录的歌谣和谚语,就高达10万首以上。

  “这些事例都说明了江南文人对谣谚这类民间文艺形式的重视,也隐含了江南风土对文人艺术、学术取向的影响。”赵瑶丹说。

  江南谣谚是融汇民间智慧的产物,不仅没有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而且许多内容被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在赵瑶丹看来,无论古今,江南谣谚都是中国谣谚的重要组成;沉浸在江南文化氛围中的文人士大夫,不仅保存了大量江南谣谚,更为全国谣谚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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