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蓉蓉（华东理工大学传媒系教授）

　　在宋代诗学的发展进程中，禅宗的思维方式与文字表达方法为宋代诗学关键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创作实践经验。这一点在宋代诗学“活法”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分明。“活法”指尊重法度，且承中有变，句法修辞“陌生化”却不失自然畅达。江西诗派诗人吕本中（1085—1145）被公认为该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夏均父集序》中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美圆转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这一理论的正式提出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过度峭涩生硬的弊端，讲求变化不测而不离规矩，使宋诗拓展出流美圆转的一路风格。然而，作为一个带有明显禅宗话语特征的诗学理念，探究其源起，不能忽略北宋文字禅代表人物，“云门中兴之祖”雪窦重显（980—1052）的贡献。

　　雪窦重显（以下或称“重显”）《颂古百则》的创作植根于云门宗禅学的思维方式与修持方式，继承了贯休（832—912）“诗禅一体”的诗学观；石头希迁（700—790）诸法万殊，归于一元；动静互摄、圆转无碍的“回互”理念以及智门光祚（生卒年不详，宋真宗时人）以日常化经验化的语言表达展现“佛法不离世间法”的用心；以活泼锋锐的禅机，借助“参活句不参死句”“呈机夺机”以及流畅灵动等观念与手法，初步完成了“活法”理论的内涵与体系建构。

　　首先，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指意在言外，直指心性，非逻辑化的表达；而“死句”则是严守字面含义，不离规矩的表述。“参活句”就是要通过对文本题外之旨的发覆，超越文本意障，进入“事事无碍”的禅悟之境，重显“颂古”四十一则云：“活中有眼还同死，药忌何须鉴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谁解撒尘沙。”这是为解说赵州和尚问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投子云“不许夜行，投明须到”的一段机锋而作（赜藏主《古尊宿语录》卷四七）。这是禅师常用的一种表述方式，意思是：不许夜间行走，但天亮必须赶到。大死是彻底否定，大活是彻悟。彻悟是从死禅上升到活禅的路径。重显在诗中表达的正是逼入绝境，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完全突破正常的思维方式，关闭语言意义与日常经验的联结通道，打碎文本的障碍，以直觉性来体悟，才能获得佛法真理的意思。他将了悟置于文本意义之上，追求字面背后的兴象玲珑和思理超越，将非逻辑化的诠释方式与诗性之美融合到一起，创新了义理表达的方式，促进“诠释”与“体悟”的结合，这种做法正是“活法”理论所追求的“出于规矩，不离规矩”的体现。

　　其次，善打机锋，出人意表。重显注重采用新颖的喻体和陌生化的表达方式来对公案的主旨予以破解。其三十九则云：“花药栏，莫颟顸，星在秤兮不在盘。便恁么，太无端，金毛狮子大家看。”这则颂古是对云门问答的发明：“偕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花药栏。’僧云：‘便恁么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圆悟克勤《碧岩录》卷四）所问均是关于本体和出处的大关节，所答却是日常言语，看似不相关的物象。“星在秤兮不在盘”，意为真理本体在于心，不在于言，如一杆秤，准星在秤杆，不在秤盘；“金毛狮子大家看”，意为了悟出入之境的门道在于每个参悟者的修行，路径虽殊，万法归一。重显打破了传统修辞形式，用更机变的比喻和日常化的语言来体现禅机和道心，这种“陌生化”的表达方法改变了传统诗歌文本在形式上的拘泥，呈现出新的审美气象。特别是化俗为雅的修辞手段以及将日常物象融入诗境的手法，更可视为“活法”理论中“有定法而无定法”之观念的前驱。

　　其三，流美圆融，自然灵动。雪窦重显喜用跳跃性的表达，或突兀的插入一句对自然景物和生活情态的描写，与前句禅语看似不相关，灵动活泼，充满生命力。这使得读者常常不自觉地被带入作者塑造的境界，并且在这境界中生发出无尽想象。如其第七则：“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里。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这是一首非常完美的七绝，景中含情，象外有境。公案所问是一个传统命题，何为佛，法眼所解是身外无佛，即心即佛，也就是所谓的“超声越色”，摒弃物象干扰，直指心源。诗首句“江国春风”给人一种浩浩茫茫，无所不在，温煦绵软，和合万象之感，“吹不起”则表示沉重，这让读者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物象，不能为春风所化呢？次句“鹧鸪啼在深花里”，不粘不滞，破空而来。鹧鸪在花丛深处啼鸣，可闻其声，不见其形，仿佛这声音来自天外。两句看似无渉，却有同样的指向，形色之外，别有机趣。欲求其真，需出离自我局限方能领悟。三四两句，以对比手法作进一步阐发，用了“禹门鲤鱼化龙”的典故。《三秦记》中说，龙门山在河东郡地界，大禹治水时凿山辟门，有一里多长，黄河从中间流下去，两岸不能通车马。每到暮春时节，鲤鱼逆流而上，越过者便化为龙。“戽”，音户，为取水的工具。鲤鱼已化龙，痴人还在汲水求鱼，自然无功而返。较之前两句，此处内涵更为明确：若不能超离象外，则与正道佛性无缘。重显以随物赋形之法造物我两忘，言意俱空之境，丝毫不见寻常禅理诗设象表意、借物喻理生硬造作的弊端，宛转流美，天真任机。

　　通过对重显颂古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以“无为法”为根本，破除自我认知的障碍，诗禅互证，在实际意义上初构了“活法”理论的相关范畴和基本框架。清人受登盘谭撰《焭绝老人天奇直注天童觉和尚颂古》，其序云：“颂者，鼓发心机使之宣流也。故其义或直敷其事，或引类况旨，或兴惑发悟，以心源为本，成声为节，而合契所修为要。然非机轮圆转不昧，现前起后，得智之亲，境不能作也。”也清晰地说明在后世看来，重显的颂古深契“活法”理论所主张的美学风格。当然，重显并未明确提出“活法”的概念，而且其理论的侧重点也在于“说禅”，所以我们不能将其定义为提出宋代“活法”诗学理论的第一人，但应将其视为创建此理论的先行者。

　　禅宗发展到北宋前期已经进入兴盛期，日益注重其公众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因而产生了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化，借助“颂古”等“文字禅”形式传达佛学观念成为当时的潮流。对于诗学发展而言，这一时期也面临着如何从唐代诗学的“高峰效应”中脱化而出，开径自行的历史转折期。借助禅宗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技巧，打破常规诗歌范式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重显兼具云门大德和诗人双重身份，以活泼禅机触发创作，形成独特的诗学理念，对宋代诗学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谈“活法”更不应忽视雪窦重显的贡献。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