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代以来，许多翻译实践直接影响了现代化进程。而现今，为何大多数译者的处境依旧边缘化？

　　章文：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心态大有差异。开眼看世界是晚清民国时提升自我的必要手段，所以翻译才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为人所重视。其次，不同的领域评价标准也并不一致。在绝大多数领域中，“实用性”才是最高标准，人们更多地关注翻译有没有带来新的东西，能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但学术作为一个专门性很强的场域，作为一个理应向前推进人类知识界限的场域，“实用性”显然不是最重要或者说是唯一重要的标准，“创造性”或“对人类认知的推动性”才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述他者话语、重复既有认知的翻译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再次，我认为还有资源的稀缺性和所谓“投入产出比”等诸多问题。翻译固然辛苦，但存在其不过是“语言转码”的偏见，会有人认为与专著、论文相比，翻译投入不多，所获却不少，其成就应大打折扣；且市场上译著数量极多，远超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在论文资源更为稀缺的情况下，用是否能获得更少见的资源来评估个体的竞争力是通用逻辑。

　　记者：有人认为“翻译低于原著，译者低于作者”，对此您怎么看？

　　章文：这样的观点需要更新。我们先从“翻译”和“原著”这两个概念上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看同一部作品的原作和译作间的关系。用惯常的话术来说，译著在某种意义上是模仿，所以天然低人一等，但模仿的存在不应该遮蔽翻译行为中巨大的创造性。与此同时，即便在学术领域，创造性也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事实上，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对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创造的结合，都植根于前人已经织就的巨大的互文性网络，在这一点上，翻译与写作并无本质区别。

　　以上是翻译是否因缺少创造性而低于原作的问题。其实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绝对的价值层面。的确有不尽如人意的译作，但难道就没有质量堪忧的原作吗？一本在我国心理科学发展之初译来的弗洛伊德作品固然是译作，一篇今天的心理学课程论文当然也是原作。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能说原作高于译作。

　　记者：除了实用性和分享作用，翻译本身是否有更高的语言学或哲学价值？

　　章文：同一本作品的原作和译作，我们虽然承认原作和原作者有绝对的话语权，但也不能说译作一定低于原作。以一些翻译理论视角来看，翻译恰是对原作的提升。它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原作的经验性和历时性，挣脱了自然语言的桎梏，是“作品的作品”，是朝向更高级、更完满的“纯语言”所走的一步。

　　从日常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能否认翻译的价值。在同一个语言社群内部，我们从不否认交流的价值，我们都会说“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互相交流，就都有了两个思想”。事实上，比起原作，翻译在某些特定时期能为自我带来更大的启迪和价值。现代汉语很大程度上是翻译带来的西化的结果，翻译时至今日仍在变革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它带来的“异”往往是比“我”更新鲜的血液。比如，没有对“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的硬译，就不会有中文中“不能同意更多”这句话。这些西化表达不完全是母语不纯粹的表现，还可能是对母语潜能的激活。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从实际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翻译都有高出原作的可能，为翻译正名的前提是我们承认翻译和原著一样具有价值。

　　记者：国外对翻译成果如何认定？

　　章文：我个人只对法国的评价体系略有了解，所以就冒昧说几句。首先，法国并不存在美国意义上的学者评价体系，因为公立大学的教师视同公务员，是一个终身职位。且法国的大学教师仅有两个层级，“讲师”和“教授”，而从前者晋升成后者并没有特别可量化的标准：除了成果、名额等因素之外，还往往为了获得博导资格，要写一篇大论文并通过答辩，这篇论文的篇幅也接近博士论文。且法国文科并不奉行SSCI，A&HCI之类英美国家主导的引文索引，所以在法国学者那里，对特定成果的焦虑和渴求远没有那么大，个人感觉法国学界对高质量译著还是颇为重视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