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珏岚、陈芳怡（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指出：“全球低通胀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复合型通胀风险正在显现”。2021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普涨，多国物价上涨水平达到十余年来的最高点，通胀已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风险。

　　“复合型”的全球通胀

　　本轮全球通胀的发生不是单一因素引发的，而是需求拉动、供给短缺、成本推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复合型通胀。

　　首先，超常规刺激政策是本轮全球通胀的基础。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曾提出，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很显然，本轮全球通胀就是超常规刺激政策惹的“祸”。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接近9万亿美元，是疫情之前的两倍多。其次，需求拉动叠加供给短缺是本轮全球通胀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疫苗的普及以及政府强力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疫情之后，“缺料”“缺柜”“缺芯”“缺工”频发，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断上升。因产能恢复无法赶上需求增长，造成全球物价大涨。第三，成本推动是本轮全球通胀的重要推手。初级商品价格、工资、物流费用等上升是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主要因素。货币“大放水”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其后果除终端消费品外，也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全球进入高通胀时代

　　为对冲通胀上行压力，目前全球已有近30个国家宣布启动加息，但前期“大放水”造成的惯性影响难以立即消除。且本轮通胀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仅靠一味货币政策紧缩的药方难于祛除病根。更何况，在疫情走向不确定、全球经济走向不确定的大背景下，各国货币当局仍需艰难地在防通胀和稳增长之间寻找平衡，不太可能出台过于猛烈的反通胀政策。

　　当然，在2021年的高基数上，今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大概率不会像去年那样大涨，但仍有维持高位震荡甚至高位缓慢上行的可能。另外，疫情之后，各国将经济主权安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处于重构期，正从全球“长链”布局开始转向区域范围内或国内的“短链”布局，这将减少全球分工合作，且驱使全球商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上述种种因素意味着全球确实已进入高通胀时代。

　　警惕输入型通胀压力

　　2021年困扰全球多数国家的高通胀问题，在我国得到了较好的应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9%，为自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8.1%，涨幅为1996年以来的高点。PPI的大幅上扬和CPI的基本稳定，表明我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输入。

　　一方面，在全球高通胀的环境下，我国初级产品保供稳价任务更为艰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世界第一大油气进口国。202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43%。目前，我国铁矿、铜矿、锰矿、镍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0%，铬矿接近10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如果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大涨，将会对国内中下游企业构成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受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我国PPI所代表的上游物价上涨和CPI所代表的下游物价稳定的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上游价格持续上涨将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并加大其生存压力。

　　初级产品的保供稳价

　　鉴于全球高通胀对中国的影响，目前主要表现为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加大，当前中国应对全球高通胀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初级产品的保供稳价，即确保供应链的不中断以及价格稳定。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充分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降低全球物价上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二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大型经济体，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构建大宗商品现代国际流通体系，畅通生产、加工、仓储、流通等各环节，形成全产业链闭环，既能增强我国大宗商品国际供给体系的韧性，又有助于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大宗商品需求量相匹配的定价权。同时，牢牢守住“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海外初级产品稳定供给保障体系。三是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发挥期货、期权等发现价格、套期保值的功能，稳定企业初级产品采购成本。

　　美政策转向的外溢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要发达国家要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应，避免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经济金融机构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凝聚国际共识，增强政策协同，防范系统性风险。

　　2022年我们不仅要警惕全球高通胀态势带来的影响，同时还要提防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外溢风险。一是要密切关注资本流动风险。二是要密切关注汇率波动风险。三是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同频共振风险。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实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双重目标。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