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梅 金夏辉

　　历史类纪录片《紫禁城》以紫禁城为线索，以变局为切入点，通过12个篇章，讲述明清600年历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总结了历史发展中的得与失，呈现中华民族的宝贵智慧。它既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又表现了中华民族迥异于其他文明的特征，带领观众叩问沧桑历史、追寻文化根脉。

　　纪录片《紫禁城》站在大历史的视角，跳出红墙绿瓦，来讲述与“紫禁城”有关的历史风云。如通过中外文明的对比，来表现中华民族的种种特征。第八集《盛世》讲述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强调了中英双方互赠的礼物——玉如意和毛瑟枪，指出“枪和如意，分别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场”，以此说明中华民族的潜在实力和礼仪文明。如通过变局中的中外文明对比，来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教训。第六集《余晖》介绍了各国的银矿枯竭所带来的白银短缺的变局，指出欧洲国家由于白银短缺建立起初具雏形的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而明王朝则由于白银短缺发生了经济衰退。以此证明了自大和保守思想的严重危害性，总结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作为历史类纪录片，如何引导观众全面、深入、清晰地认识历史，尊重历史，形成对历史的自觉，带动当代人对历史的追寻与叩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创作命题。”《紫禁城》采用了通俗的方式来表现中华文化的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物和历史的巧妙结合，以及历史故事和主题歌曲的精彩对照。该片擅长以小见大，通过文物的细节来表现宏观的历史。如第二集《基业》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中的马，表现明前期尚武征战的特点。同时，该片也通过现代技术让画卷中的人物动起来，如第一集《王者》让《皇都积胜图》中的古人行走起来，并且配以激昂的音乐和仿真的街道喧闹声，表现历史上的繁华街景。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显然打动了受众，一些网友在弹幕里指出画卷中男子穿粉色衣服的细节，说明动态画卷的表现形式引发了观众对于明代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兴趣和关注。正如该片总导演吴志勇所言，“文物是一个佐证，不是为了展示而展示”。而此前的故宫题材纪录片提及文物，似乎更多是为了表现文物本身的制造过程或艺术价值，而不是为了引入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如《故宫》第七集《故宫书画》介绍了书画的创作和保存等过程，而未将书画的内容所揭示的客观世界作为重点表现对象。由此可见，《紫禁城》通过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更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华文明，加强了观众对于中华民族的感性认识。

　　近年来，故宫题材纪录片的数量不少，大致可分为三类：宏大主题类、微观主题类、具体人物类。其中，《故宫》（2005年）基于多个宏大主题展开叙述，从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由皇宫到博物院的嬗变历程等宏观视角切入，全面展示了宫殿建筑、珍贵文物、人物命运和宫廷生活等方方面面，强调了故宫作为人类共同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此后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2010年）和《故宫100》（2012年）围绕微观主题展开叙述：前者演绎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东西方艺术史，强调了中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宝贵价值；后者则基于紫禁城建筑的实用价值，借助微纪录片的形式，用极具创意的解说词和影像表现宫殿建筑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而《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故宫新事》（2017年）、《我在故宫六百年》（2020年）则记录了文物工作者在故宫日常工作的点滴。它们都聚焦于文物保护者的故事，不仅表现了匠人精神，还展现了文物修复者对于文物的理解——以物载道的器物精神。

　　纵观本世纪以来的故宫题材纪录片，可以发现其发展脉络呈现出以下两个重要特征，即不仅视野经历了“宏观—微观—宏观”的嬗变，其表达方式也越来越年轻化。其中，视野的变化是从一开始的宽广的视角，到具体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的解读视角，再到文物保护者富有人情味的个体视角，最终，则是宏大的中华民族视角。而表达方式的年轻化趋势在《故宫100》《我在故宫修文物》《紫禁城》等片中尤为明显。《故宫100》单集时长不超过六分钟的微纪录片形式，符合快节奏社会中年轻人的观赏需求；《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年长修复师的专注精神和其弟子们的青春活力，引起不少年轻观众的共鸣；《紫禁城》片尾的主题曲凭借歌手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兼具古意和流行元素的曲风，大大拓展了受众范围。

　　这两个特征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具有相关性。首先，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多元的价值观和“宏观—微观”的视野嬗变，而当下世界经济和技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又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确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身份，催生了“微观—宏观”的视野转型。其次，日新月异的消费社会，也拉大了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观赏习惯方面的差异，纪录片创作者需要借助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吸引年轻观众，以进一步实现纪录片的社会价值。

　　回顾故宫题材纪录片这一发展脉络，可见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整体性的恢宏印象，到具体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观念，再到文物保护者的匠人精神和器物精神，直至《紫禁城》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个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如《紫禁城》不再仅仅表现中华民族内部，而是聚焦全球视野中的中华民族历史，借助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让观众看到中华文化的沧桑与璀璨。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