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舟：北京中轴线为何是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

　　中新社北京2月9日电 题：北京中轴线为何是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

　　——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202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格式审查，标志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作为一组长达7.8公里的巨大建筑群和城市空间的组合体，北京中轴线是历经700余年发展形成的富有韵律、和谐，具有强烈标志性、仪式性的反映东方文明的都城中心区域。

　　2022年1月，观众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展览通过“溯·前世传奇”“探·大国意蕴”等篇章，展现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与今生。目前，北京中轴线申遗正处于冲刺阶段。中新社发刘淮宇 摄

　　北京中轴线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建城理念，与西方有何差异？北京中轴线申遗具有何种世界性意义？面向未来，中国将怎样推动世界遗产全球议题？怎样在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对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教授进行独家专访。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以中为尊”、追求对称之美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而言，这与西方传统建都理念有何区别？北京中轴线申遗具有何种世界性意义？

　　吕舟：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独特的见证，这是其申报世界遗产的基础。从城市的角度，中国古代城市大多作为统治中心出现，以清晰的规划格局为特征，北京中轴线是这种特征最为突出的形态。比较而言，西方大部分城市基于商业、手工业的聚落而形成，呈现出自由生长的特征，这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差别。

　　西方政教的关系决定了其城市布局特征。教堂、市场、市政厅在城市中地位重要，王公贵族的府邸只是城市中的一极。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城市形成了以城市等级制度为表征的重要特点。从西周初期开始出现城市营建高潮，其时便有城市的等级问题。因此，孔子就不能允许僭越的城市存在，因此有了“堕(音灰hui)三都”的故事。北京中轴线作为国家都城的核心，集中了国家最重要的建筑，形成了中国等级最高的建筑群。

　　2021年11月，北京阳光明媚，中轴线一带秋色迷人。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至永定门，贯穿北京老城南北，全长约7.8公里。中新社发牛云岗 摄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强烈表达着“以中为尊”的观念，北京中轴线也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这种观念也包括了传统的人和天的关系。比如秦咸阳城，按照天象星座布局，寓意城是天界在人间的仿写。中国文化中强调天的秩序对人的影响，认为应“顺天命”，要把天的秩序通过礼制落到人间。北京中轴线反映的就是这种从理想都城到人类社会的秩序关系，本质是基于天道的秩序。因此，“中”既是几何意义上的“中”，更是观念上的“中”。

　　此外，北京中轴线规划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又是独特的。汉、唐时期的都城大多以宫室为中心，影响到日本奈良和京都等东亚地区的都市形态。而元代营建北京(大都)时，则是先定城市中心点，再来确定方位、宫殿位置等，形成中轴线上决定整个城市形态的建筑群。这种城市规划方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在福州举行。吕舟教授解读“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价值，向世界展示了北京在老城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中新社记者张兴龙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北京中轴线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见证。在北京中轴线上，“多元”有哪些突出体现？又如何促进了“一体”的形成？

　　吕舟：元朝在营建北京(大都)时附会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形态，表达了元代帝王视自己为中华文明正统的继承人。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以前，并没有哪座都城是完全按照《周礼·考工记》内容建城的。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中轴线形成了今天长达7.8公里的规模。清朝进一步加强了中轴线对城市形态的影响，比如，乾隆在景山建了五个亭子，使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轮廓线更为突出。元、明、清三朝，北京中轴线的创立、发展、强化，和它对三千年前周代都城秩序的尊重，清晰地表达了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延续。

　　北京中轴线还体现了中国信仰的多元一体。天坛供奉昊天上帝；先农坛供奉风雨雷电、名山大川、河神水神、农神、岁神等；绮望楼供奉孔子；正阳门瓮城中东侧的关帝庙，西侧的观音寺；故宫钦安殿供奉真武大帝；景山万春亭供奉的毗卢遮那大佛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2020年8月，少年儿童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参观“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了解北京城历史知识。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在2017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上竞选并再次当选委员会成员国。回顾2018—2021年的四年任期，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工作及发挥的作用？

　　吕舟：这已是中国第四次当选。这些年来，中国已成为非常熟悉世界遗产规则、有丰富经验的委员会成员国。在这个任期中，中国表现出很高的专业性。某种程度上，中国已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中国专家也更活跃地参与、组织世界遗产的专业活动，这些活动的学术价值获广泛好评。

　　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的多个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从相对边缘的位置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与中国的发展是一致的。中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通过大量申报、保护、管理、价值表达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以2007年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通过的《北京文件》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构建中国特色文物古迹保护思想的自觉过程，逐步形成了基于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符合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原则、反映中国文物古迹特性的保护思想和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自觉通过案例表达自身文化理念，贡献给世界。

　　中新社记者：2022年，世界遗产公约迎来诞生后的第五十个年头。面向未来，中国将怎样推动世界遗产全球议题？怎样在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吕舟：从大的方面而言，人类的共识一直存在。比如，对具有世界遗产价值对象的“哇效应”就是一种共识，当面对真正好的东西时，人们会忍不住发出“哇”的惊叹，这是超越语言的时刻，源自对人类创造性的由衷感受。虽然人类有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交流和对话可以形成共识，相互理解，建设和平。这也是世界遗产的意义。

　　中国不仅将世界遗产公约视为专业平台，更将之视为国际对话交流的平台。去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反映了中国对未来世界遗产保护发展方向的理解。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中国有自身的关切思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丽江、平遥、鼓浪屿的实践，展现了推动社区参与保护、在保护中复兴文化、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等鲜活经验。中国已从增量的快速发展转变为存量的高质量发展，相信随着实践带动思考的积累，中国的经验一定会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完)

　　受访者简介：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ICCROM Award获得者，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主持、领导了大量重要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规划、保护设计及大量与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和国际培训项目，参与、组织了多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整治工作。组织编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负责起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研究项目主要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