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跃天（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并未忽视年龄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年龄本身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还相对较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西方历史研究者开始关注童年、青少年、老年等年龄阶段，到八九十年代出现一个小高潮，儿童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西方社会史研究中的显学，老年史研究也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逐渐受到重视。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授、人口与社会结构史剑桥研究组发起人彼得·拉斯莱特在1995年的一次专门讨论老年与老年人的学术会议上指出，从历史中汲取有关年龄与衰老的“必要的知识”是面向新世纪的时代课题。

　　进入21世纪，以年龄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集与专著开始大量涌现，有关成年与中年的历史研究丰富了既有的研究内容。受到性别史研究的启发，史学研究者主张把年龄当作独立的历史分析单元，成立专业研究组织，发行专业期刊。2001年儿童与青年史协会成立，这是一个致力于为欧洲及英语世界的儿童史、青年史研究者提供交流活动的平台。2008年该协会出版会刊《童年与青年史杂志》，首卷以年龄与历史研究之关系为主题刊登了几篇文章。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历史学教授史蒂文·明兹发表《有关年龄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范畴的思考》一文，他比较了年龄与性别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异同，认为年龄的社会功能更具复杂性，有必要成为历史学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分支。

　　西方史学界围绕不同的年龄类型、年龄身份、年龄资格、年龄意识、年龄分层等方面展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年龄阶段研究与时序年龄研究两个领域。

　　年龄阶段，也称人生轨迹或人生阶段。年龄阶段的分层可以大致说明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的社会中，人们会认为其成员由儿童、成人和老人组成；在更为发达的社会中，可能会细致区分出胚胎期、婴儿期、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前期、青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年轻老人期、耄耋之年等。史学家把各个年龄阶段的区分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注重挖掘各年龄阶段蕴含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表现。

　　人们对年龄阶段的认知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清晰并得到广泛认可。如《牛津英语词典》中“青年”（youth）一词的条目呈现的就是一种不确定的年龄意识。从出版于17世纪到19世纪的六条引文来看，“青年”的年龄边界非常模糊，8岁到24岁之间似乎都可以看作是青年人，因此词典编纂者给出如下释义：“一般指孩童时期至成年之间，有时会更早一些。”历史学家善于用比较的方法来打破人们对特定年龄阶段的思维定式，也擅长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明进入和结束某个年龄阶段的功能性特征。例如，研究者发现，依赖性不是老年阶段独有的现象，而是所有年龄段的共同现象，体现了各个年龄段交往的“共同的合作”过程。因此，没有理由把老年人的依赖性视作家庭与社会的负担。又如，确定进入老年阶段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历史来看，人们判断进入老年的标准有这样一些方式：时序年龄大概确定在60～70岁之间；功能标准依据身体健康状况、疾病、劳动能力、对家庭与社会的依赖度等；文化标准依据行为、外貌、装扮等。进入老年的判断依据也因性别、文化而有所差异。

　　各年龄阶段和标识性观念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研究重点。有的年龄阶段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意义，按照史学家的说法，是工业社会的“发明”，例如青年、少年和中年。在中世纪的英国，“中年”一词延续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含义，指“人生的全盛期”“一个人完美的生命阶段”。但是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市场歧视老年人，青睐更富活力的青年人，夹在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中年也就成为所谓人生衰老阶段的开端，充满了人生减法的惆怅，中年危机意识也悄然兴起。资本主义社会在使青年服从生产纪律的过程中，青年的反抗意识遽然而至。少年也重新进入社会的视野，如何避免少年变成反抗力量的后备军成为工业社会亟待应对的课题。对少年与青年的界定及区分，因而也成为社会热衷讨论的话题。

　　时序年龄研究多关注年龄意识与年龄分层的出现和发展。前者通过文化史的分析，把年龄意识的产生与发展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后者关注历史中年龄分层的出现，研究者运用政治史、法律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分析前工业化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如何依据年龄标准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年龄群体。

　　从近代早期到殖民时期，再到工业化时期，时序年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近代早期是一个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期或年龄的时代，时序年龄已经出现在司法和教会材料中，它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个人的实际年龄。国家和教会有权依据需要“确定”某人的年龄，进而确定其是否拥有某项权利。年龄因而成为国家和教会宣示权威的手段。在殖民时期的美洲，殖民地政府有权要求年满16岁的白人男子参与民团服务，这一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年龄标准逐渐具有个人与家庭生活的意义。时至今日，美国人视16岁为男孩向男人转变的年龄以及成为社会公民的重要标志。历史学家注意到，19世纪末，在教育、医学工作者和社会改革者的呼吁下，以年龄为基础的证明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年龄证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公共卫生的改革者主张政府进行出生登记、签发出生证明，它们成为强制性疫苗注射、购买牛奶、义务教育等活动的重要依据。到20世纪初，政府签发的出生证明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这又让人们相信年龄是其身份的重要内容之一，年龄意识也得到加强。

　　从非正式的个人年龄记录到政府签发出生证明，民众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逐渐依据政府认可的时序年龄而组织起来，个人生活被纳入公共管理的范围。年龄资格成为各类活动的标准，婚姻、选举投票、驾驶、军队服役、饮酒、就业、退休、移民等无不与特定的时序年龄有关。研究者普遍同意，年龄意识与年龄分层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得到认同与强化，使得时序年龄成为社会治理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概念。时序年龄在社会中逐渐得到重视与应用的历史过程就是一部人类社会治理的发展史，这一历史也成为历史学家理解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渠道。

　　在经历了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转向后，西方史学家在年龄研究中融入性别史、种族史的研究方法以及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因此他们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综合的倾向。

　　史学界关于年龄的研究，是一个面向既往的历史过程，但其学术关怀指向当下与未来。在当今社会，年龄愈发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例如，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从全球来看，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在1950年是8％，在2000年为10％，预测在2050年将达到21％。那么延迟退休应该“如何延”“延多长”？还有“35岁现象”，即各类招聘都要求“年龄限35岁以下”的规定，是年龄用工歧视还是标志“职业倦怠”的生理拐点和社会角色拐点叠加下的事实？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需要史学家的积极参与。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