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伏心（江苏省创新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在改革开放初期，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尽快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对外开放尽快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是我们的迫切任务。因此，衡量物质财富总量的GDP成了最重要的经济指标，高速增长阶段的出现就成为必然。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同样是一个新的命题和新的使命。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不同的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标准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在资本主义国家，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是资本的运行效率和控制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从供给侧看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和经济结构的平衡合理性。而从需求侧看，则取决于其富裕程度及与之相关的购买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取得了快速增长，与之相应，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增长到32189元，增长了187倍，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数意义上的富裕，不是高的基尼系数上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即极高收入者和极低收入者都是社会的较少人群，中等收入者占社会的极大比重，比如80%或更多。而在目前，尽管已经脱离绝对意义上的贫困，我国中等收入者仅仅占全部人群的30%左右，60%左右的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因此，从富裕到共同富裕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历史性任务。

　　共同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目标意义上共同富裕的标准，在今后的探索中会更加明确。当前我们应该特别关注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一项长期任务，高质量发展显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和现实途径。

　　通过创新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基础上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发展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主要依靠乡镇企业，新世纪以来则主要依靠引进外资实施国际代工的方式，其共同点是依靠大量低成本的农村劳动力。据统计，近30年来，我国有近3亿农民进城从事各类工作，因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但是，由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中低端甚至低端，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很快就接近于或达到收入的“天花板”，难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加速创新、迅速提升经济结构和运行质量，我国才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依靠低成本资源的发展与依靠创新的发展之区别，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提升。在结构提升和创新发展中，劳动者中应当有更多的研究人员、设计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创造的价值提高并得到了实现，中等收入阶层占比才会大幅度提高。

　　通过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资源条件和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发展水平呈现出东西、南北差距较大。即使在同一区域，如长三角或珠三角，也存在区域内的发展水平差异。这就使得不同区域的人们，在富裕程度上存在差异。缩小区域差异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关注的问题。用行政的手段，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欠发达地区收入水平，不仅国家难以承受，更是难以持续的。而通过资源流动的方式，如资本的转移、人才资源的转移，则可以使欠发达区域形成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和致富能力。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就是为了缩小东西、南北的区域差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则有利于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这些战略的实施，旨在通过市场一体化和促进资源要素流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体人民富裕程度普遍大幅度提高，但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通过提振“三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场，乡村振兴的任务是要使我国的农业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农业资源、农村资源和农民资源的价值得到极大提高。当然，农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收入也将得到较大的提高，从而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指的是个人收入和个人消费差距的缩小，每个社会组成人员所享受的公共产品差异，也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予以关注的。实践证明，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享有数量和水平差异的缩小，可以提高相当部分社会成员的素质和能力，改变收入差异的代际传承，使这部分群体不仅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也可以因获得更多收入而更加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