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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徐悲鸿的美术观念之争

发布时间:2022-03-11 10:50: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范建华(南京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教授)

  1929年,民国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全部展品分为七大项:“书画”“金石”“西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美术摄影”,总共万余件。为此次展览还印有《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和《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蔡元培为特刊作序并撰文《美术批评的相对性》。另有讨论文章编入《美展》(亦名《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美展会刊》),总共出版十期及增刊一期,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等担任主编,对展览作品选其精者进行介绍评价分析,讨论活跃议题广泛。论题涉及现代国画出路、中西绘画特质、审美观念、绘画流派、画家人品等问题。大略而论,对本次展览会持正面评价较多。陈小蝶将此次展览归纳为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兴味的还有徐悲鸿与徐志摩之间的笔墨争论。

  徐悲鸿针对第一次全国美展出现的追逐西方印象派、现代派盲目求变的作品甚为反感,对学习描摹马奈、塞尚、马蒂斯等人的作品给予严厉批评,斥之为庸、俗、恶、劣、浮、滑:“欧洲自大战以来,心理变易,美术之尊严蔽蚀,俗尚竞趋时髦”。因不赞成本次展览的这类现代形式探索之风,徐悲鸿本人没有参加此次展览。他坚持写实目标,劝勉同仁不要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主义形式手法当中。他鼓励大家继承中国前贤如徐熙、黄荃、易元吉、钱舜举、任伯年等大师创造的写实风格。由于其言辞激烈,引起了舆论反弹,好友徐志摩也加入了论战。

  徐志摩从批评的品格和气度角度而言,认为悲鸿用了“卑鄙”“无耻”等批评语言,不利于批评的格调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徐志摩强调艺术家的“真”,认为只有“真”,作品才能绽放出“新鲜的精神的流露”“高贵的生命的晶华”。

  站在纯学理的角度,徐志摩对待文艺持开放接纳的观念是对的。而徐悲鸿肩负的使命似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趣味。做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徐悲鸿的全部理想,他身上具有挽近代以来中国绘画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情结。

  康有为、蔡元培等人对他振兴中国画的谆谆嘱托还在耳边回荡。他是将造型写实作为中国绘画的正道来提倡的。他向徐志摩阐述心结:变形抽象只能当作闲暇偶一为之的玩意,不能作为正道。徐悲鸿厌恶的是部分画家为新而新,既不精研西画的写实技巧,也不懂中国画的内涵底蕴,企图靠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放纵,掩饰作为美术家造型能力的不足,从而欺世盗名。徐悲鸿个人崇尚的艺术理念是“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惑之不解》),这是中国传统文艺中正统的黄钟大吕。

  由于徐悲鸿、徐志摩的出身、喜好不同,崇尚的审美趣味自然有别。徐志摩也对那些不得西画真谛,只满足于一顶现代主义或是达达主义的帽子的现象进行了嘲笑。

  为了进一步论证现代派的无稽,徐悲鸿还与徐志摩做了一个玩笑似的打赌:请徐志摩列出塞尚五幅佳作,一一说出其好处,自释、抄录均可。因为既然是杰作佳品,总有其佳妙之所在,而如不能说出其妙处,含混不清岂能让人不惑?最后他料到徐志摩必然难以说出,因为欧人对塞尚的佳妙之处也不甚了了。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毅士又写文章《我不“惑”》加入论战,赞同徐悲鸿观念,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学习此类现代作风也不赞同,甚至要揍他一通。认为如果写实画风在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并沉淀一段时间,再学习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风是可以的。但如果基础尚未打好,似不宜学习现代派。

  今人看徐悲鸿的论点,往往觉其不免偏激。其实,徐悲鸿是主张将造型基础打好,然后才能谈“变”。正如书法的学习,有一个由“不工”到“工”再到“不工”的过程。如果基础未打好即谈变形,则有滑入邪道之嫌。

  而徐志摩认为世界潮流在不断变动中,中国不能安然独立于潮流变化之外。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站在纯艺术的角度,对艺术本身进行体悟。认为画家不应受社会环境左右,所画作品只要能对生命和精神进行阐释,都是真艺术家。徐悲鸿所主张的写实艺术观念已超越“为艺术而艺术”,还暗含着艺术应该包含启蒙、导引社会向良性发展的“为人生的艺术”,这一点比徐志摩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两者所代表的艺术理念在现代文艺史上也一直存在争论,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杨清磬比较公允地评述了本次争论,并对争论中所体现出的学理探讨和观念上的拓展给予很高的评价:“有悲鸿兄‘惑’其所‘惑’后,志摩继其所‘惑’,毅士其兄从而不‘惑’之。今悲鸿又《惑之不解》矣,是‘惑’之天地继长增高予艺人以不少兴奋”。认为这在当时比较沉闷无趣的社会以及散漫庞杂的艺坛上,搅动了一潭死水,发出一点响声,委实是艺术界的大好现象。

  这段公案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发生在1932年的徐悲鸿与刘海粟之争,似仍可看作这次争论的余续。刘海粟似有为塞尚、马蒂斯鸣不平并贬抑院体派作风之意。徐悲鸿则强调绘画对物象的研究应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无不如此,他在1929年回答徐志摩的信中,亦曾明确说明,自己深恶痛绝院体美术的呆板与缺少生机。无论是两徐之论,还是徐刘之争,抛开个人因素,从中都可以看出时代文艺好尚演进的轨迹。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1日 16版)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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