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从另一角度提供了观察近代北京风情的窗口

　　随着北京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区域研究与城市研究方法的成熟，北京这座有着光辉历史、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逐渐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北京学”近年已趋于显学。

　　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宅京之地，北京不仅是历代公文档案、正史、实录、地方志注目的“首善之区”，更通过数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记录或追忆，积累了大量野史笔记、日记年谱、诗文小说等材料。晚清民国以降，随着现代学科范式之下的文史研究的兴起，其中部分史料得到整理、汇编。此外，欧美、日本人士游历北京所留下的日记、风物志、旅游指南、新闻报道、语言教科书等，亦从另一角度提供了观察近代北京风情的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再度起步。而伴随“北京学”的兴起，关于北京传统文化和各类专门史的成果开始涌现，代表性著作为2000年出版的“北京历史丛书”和2008年起面世的“北京专史集成”。总体上看，“北京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对比国外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维也纳、东京)的研究和国内“上海学”的成果，作为城市研究的“北京学”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仍不无差距，与其政治、文化中心及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不相匹配。可以说，目前“北京学”研究仅仅还只是起步。

　　将晚清北京视为一个“文化空间”，探讨其间各个社群在各种场合运用多样表达方式的共生关系

　　《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将目光聚焦于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作为政治决策中心的北京，却曾一度落后于沿海口岸。然而，时至世纪之交，随着政治革新与学术变革的深入，作为政治上、文化上新旧阵营角力的要冲，“京师”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时期的北京，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政治事件的刺激，社会转型加速，文化界亦出现了诸多新因素，如：白话报刊的登场、宣讲演说的流行、文学改良的兴起，等等。

　　本书的目的在于：将晚清北京视为一个“文化空间”，探讨其间各个社群在各种场合运用多样表达方式的共生关系。不同于主要作为新知识、新生活方式集散地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都市，“晚清北京”的意义更在于新旧共生、士庶交涉、旗汉杂居，传统政教与近代文明相交融。这一文化空间，既不失其固有的政治资源，更在清末“中西学战”、新旧社会冲突、上下关系变化、中外习俗更迭等一系列文化转型过程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光绪、宣统之交的京城，延续着此前数百年京师士人交游的文酒风流与学艺风尚；但更重要的，则是在传统士大夫文化之外，孕育着崭新而折中的文化取向与社群空间。社会改良思潮受到政治变局鼓舞，随着报刊舆论的伸张，科举制度的废止，倾向新学的知识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文化活动“眼光向下”：借助白话宣讲、注音简字、小说戏曲、国民教科书等新媒介，士庶文化的交汇趋于频繁，发生着从“士大夫的京师”向“国民的北京”的转换。另一方面则是学堂、阅报社、图书馆等近代意义上人际空间，以及马路交通、供水系统、警察等公共设施的出现，则预示着民国以后作为社会运动中心的北京文化空间的雏形。

　　力图交织呈现晚清北京这一特殊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生态和城市性格

　　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成果，本书既不是纵向的历史线索的梳理，也不是就某一主题开展横向的多侧面的探讨，而是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充分利用报刊、档案等原始材料，力图深入晚清的历史情境，研究具体的文化人物、事件、机构和相关的文学文本。这些具体问题虽看似指向各异，然而都代表着其时北京文化空间的某一面向。借助这些既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散点”，本书力图交织呈现晚清北京这一特殊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生态和城市性格。这种尝试的必要性，既来源于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反思，也是基于晚清这一特定时期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而形成的策略。

　　本书虽将时空设定于“晚清北京”，但选取的人物、事件、文本等却均于1900年后展开。也即是说，就北京城的现代化而言，我以为，其最初的启动与庚子事变直接相关。由此引发的变化，关涉到女子教育、白话报刊、司法改革、现代公园等在晚清北京的萌生。由于论述时段相对集中，书中各文也呈现出相互交织、彼此呼应之势。尚需说明的是，清末与民初，就国家形态而言，应分属两个时代，但二者在诸多层面的延续性却也分明可见。本书中因而不乏横跨两个时段的论述。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