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 夏

　　《缉魂》在去年初上映时，曾经引起过某种程度上的轰动。因它改编自科幻作家江波的一篇获奖小说，所以该片的“科幻”属性早早地被注意到，整个科幻文化圈都对影片报以巨大期待，加上近年来的科幻影视热潮、“科幻十条” 等文化环境及政策刺激，这种期待在无形间被放大了许多。

　　该片类型杂糅悬疑、惊悚和犯罪，再加上科幻、家庭、伦理、爱情，有人说这是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也有人认为这种杂糅恰恰显示出创作者在类型定位方面的混乱。因而不但没有扩大受众范围，反而让各类型的特定观众群都发现期待落空，造成某种口碑的反噬。

　　作为科幻文化行业从业者，我想重点谈一下这部电影的科幻美学问题，我认为电影在科幻的类型表达上既不科幻、也不科学，也就是说，它似乎不具有科幻电影特有的“类型愉悦”，换言之，就是没有“科幻感”。

　　科幻的“外皮”

　　在小说中，RNA物质被主角做成了粉末，导致意识不但可以移植，还可以像病毒一样传染扩散。暂且不论观众中的生物学家是否会“吐槽”这个设定，这是原作科幻设定的重要部分，有着巨大的故事空间可以展开，种种惊奇、惊骇、惊恐万状都可以从这里演绎出来。可惜导演在改编时抛弃了这些可能性，只是借了原作设定的一层科幻“外皮”。这个说法不但完全成立，甚至就连这么说都显得多余，事实上这层“皮”根本不需要找科幻作家来借，因为许多网络大电影和网文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设定。苛刻一点来说，倘若把这里的“意识移植”置换成任何一种魔法、巫术、电击、雷劈、喝迷魂汤等法术，故事冲突和人物关系照样成立。对于科幻小说原作来讲，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创意浪费，原著科幻小说框架下丰富而复杂的戏剧冲突也随之冲淡。

　　在科幻小说的改编中，如果电影只是借用一层科幻“外皮”，倒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原罪，关键是这层皮也没得到很好的使用。依据媒体公布的导演访谈，他非常强调并追求现实主义，要把一切都做得真实可信。所以，在“近未来”的视觉设定上，影片没有去强调太超前的科技感，基本都是10年后会实现的技术，诸如曲面屏电脑、语音控制、机场玻璃大屏幕，等等。那么问题来了——在真实性层面上，电影对待一种过于超前的生物科技，是不是就显得随意了些？按照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10年后能实现大脑的意识移植吗？以今天观众的认知水准，会相信意识移植真的可以像拷贝硬盘那么容易吗？我们看到影片中的意识移植过程恰恰就是这么随意甚至简陋，在最需要看到“科幻感”的地方，导演反而放弃了科幻感的呈现，倘若这时还要大张旗鼓地宣称这是一部硬核科幻电影，说明片方从商业形态上没有把握住科幻类型的核心卖点到底是什么，科幻圈层核心受众没法认可也是可想而知的。假如我们硬要观众先接受这是“科幻”，是一个需要预先接受的设定，那么也没问题，但这一设定的影像表达就绝不能是平平常常的现实主义——而必须表达为一种奇迹中的奇迹，同时又合乎自身的内在逻辑，否则就相当于没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接受汽车加速到88迈就穿越时空（《回到未来》，1985），可以接受一个工人掉到泡菜坛子里被保存了100年、醒来后在纽约开启冒险历程（《美国泡菜》，2020），但无法接受大脑移植后的李燕不但知道自己变成了王世聪，还同时记得要继续用李燕的身份继承公司并履职，她甚至可以在两个意识之间随心切换。那么，到底是谁在指挥这个切换过程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接受障碍。我们都知道人的意识脱离不了身体的经验、肉体的记忆，连《你的名字》和《羞羞的铁拳》这类奇幻故事都能照顾到的起码常识，一部号称追求写实的“科幻”电影，却这么敷衍地对待科技设定，这与影片整体上的努力肯定是背道而驰的，它极大地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

　　在江波的原著小说中，被进行了意识移植的人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症状，所以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故事在精神病院展开，主角是被卷入事件的一位精神科医生。小说篇幅并不长，但情节紧张紧凑，动作感、画面感都很强，而且带有很强的心理惊悚成分，一般导演、制片人都会觉得这个故事适合改编成电影或剧集，但也很容易弄出廉价感，格局上难产生宏大的震撼观感。笔者也在一篇推文中谈到：“……如何让科幻的‘异世界’设定、‘科幻感’、或者说其世界观建构等等都成为（电影的）加分项，这是对创作者美学追求的考验。”

　　“惊奇感”与“真实性”

　　作家江波作为清华毕业的前IT工程师，在科幻圈以硬科幻著称，其作品常常都有相当程度的技术细节描写，本故事亦不例外，《移魂有术》讲的就是“术”，而电影改编放弃了一种技术奇迹从发现到揭秘的过程，从而丧失了科幻类型美学最核心的特征，那就是惊奇感。于是，影片中的全部科技要素都沦为了图解故事设定的背景板，这样一来，影片对“近未来”的世界观设定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敷衍。而且，影片开头就抛出了使用RNA技术的可能性，让观众提前猜到了故事的走向，这样的“铺垫”方式更让科幻美学强调的惊奇感大大降低。

　　原作小说的核心设定包含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维度的展开：一方面，个体在两套不同意识的编码作用下，原来的“自我”逐渐被新的自我侵蚀，出现人格紊乱、分裂，清醒时也开始自我怀疑、痛苦挣扎。在种种混乱与惊骇之中，自我身份逐渐崩塌解体，这些都是当代心理—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内容，对它们的展现过程本身正是影像和表演的绝佳材料；另一方面，科学家造出这种携带大脑意识的RNA粉末，一旦开始空气传播，它就会像烈性传染病毒一样，造成巨大的混乱与社会恐慌。小说里面已经展开描写了主角感到的惊骇情形，故事也由此转折进入一种迫近的巨大危机之中，但电影改编放弃了原作的这些潜力，实在可惜。这无关乎电影改编是否尊重原著情节、原著精神，而是关乎科幻的核心美学特质。

　　现在看来，一方面由于导演追求“真实性” 而忽略了对技术奇迹的刻画（这两点本身并不矛盾）；另一方面，电影对意识移植的过程和结果的描写又缺乏实实在在的、真实的科技美感，没有科学逻辑来支撑其“真实性”。既没有奇迹感也没有真实感，这对一部贴上“科幻”标签的商业电影而言是致命错误。惊奇感必须建立在真实感基础之上，何况这里还有“科学”二字，科技真实感如何营造，是事关科幻类型的诗性特征与真实性原则的对立统一，如果没有较好的把握，就会降低或削弱电影的科幻性。本片改编的唯一亮点是引入了性别议题，但这也带来更多的问题。性别错置的议题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本质上还是探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远不是电影里的惊鸿一瞥可以轻易言说的。因此，在被夸赞为“大胆触碰边界”的同时，该片也因此落下了消费性少数群体的恶名。其实，影片对性别议题的描写与刻画存在着双重危险：一是沦为奇观，二是加深偏见，因此电影最后的反转更像是片末彩蛋，它或许能带来小小的感动，却反倒落下了“女人（李燕）的身体谁做主”的疑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花费大量时间去渲染巫术，最后又对巫术的细节语焉不详，其占据的银幕时间跟故事的科幻设定相去甚远。若要说这是台湾导演试图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跟观众和市场“接地气”的一种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所谓的“东方玄幻科幻”叙事模式，那不妨看看同样是台湾导演拍摄的电影《双瞳》。该片讲述了一个貌似修仙杀人、实则是高科技害命的故事，背后有着周密细致的犯罪计划，带出强大的科学逻辑，倒更有科幻的惊奇感。而《缉魂》显然并没有做到，乃至对于抑郁症等近年逐渐被大众认知的身心疾患，也只有非常肤浅的概念化描写。由于类型混杂、叙事失焦、主题暧昧等问题，导致影片在营销上似乎也找不到话题抓手。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部犯罪悬疑商业片，《缉魂》还是具有一定的可看性。但要说本片为中国科幻电影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或难承其重。既然导演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对科幻美学并不感兴趣，观众也无人再提国产科幻电影的“开门”或“关门”之类的话题，业界同仁大可放下对此一役的焦虑。想要科幻影视繁花似锦，应当放弃对任何一部单独作品的“执念”，毕竟好的科幻故事我们有太多，无论原创还是改编，中国科幻电影未来依然可期。（西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