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年届九旬的诗人、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微信运动每日记录榜上消失。120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室。

　　在短文《换骨记》中，谢冕记录下此次意外：“俗话说，脱胎换骨，我未‘脱胎’，却是‘换骨’了。”借助现代医学科技，坚韧的人造骨被植入身体，他说：“我需要一副不屈不弯的‘铮铮铁骨’。”

　　想象谢冕忍着疼痛康复锻炼，想象他用助步器挪动“铮铮铁骨”，为他的坚强和乐观感动。更令人动情的是，他在短文结尾写道：个人的危难和不幸不算什么。我依然牵挂着世界某处发生的战争。我为此内心难安。年初我祈愿毕加索的和平鸽永生，现在依然如此。

　　谢冕不喜欢唱老歌，不喜欢说旧事，也不喜欢絮絮叨叨。他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欣赏“老顽童”的谑称，但他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对世间的苦难早已洞彻于心。

　　曾梦想做诗人

　　小时候，谢冕家里很穷。学生假期都要郊游，可他交不起路费，加之衣服很破，又不能和家人说，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里读白居易的诗，借此忘记外面的痛苦。诗歌给他最初的安慰就是这样。

　　“我在学校成绩平平，数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学，作文经常得到表扬，喜欢写诗，学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学们你写一句我写一句唱和诗歌。功课没学太好，诗歌的爱好与日俱增，1948年底就开始发表作品。”谢冕喜欢诗，曾梦想过做诗人。然而命运却把他带向了另一条道路。

　　当时，谢冕所在福州三一学校的学费，是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学费靠两个人：一个是小学老师李兆雄，他哥哥是学校的校董，在他的帮助下谢冕可以被减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个是姐姐，变卖嫁妆和首饰资助谢冕。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队进来了。8月的福州非常热，又是雨季，这些士兵携带着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携带着泥泞和汗水，甚至还有血迹，和衣睡在大街上。谢冕被感动了，跟着学校带着水去慰问部队。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头目睹的这一幕。后来部队到学校动员，希望知识分子能加入进来，谢冕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下定决心从军。

　　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闽日报》上，谢冕以谢鱼梁为笔名，发表《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会失望，因为，我有信仰！我有勇气，所以我能够毅然地向前走去。”

　　在部队的六年，谢冕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驻防海岛的基层连队，行军、训练、守备、修工事、备战，部队生活使谢冕改掉了以前自由散漫的习性，变得守时，守纪律，不拖拉，无论多大的痛苦独自承受，不屈服不畏惧，总以坚韧的毅力战胜生活的困难。在后来的岁月，谢冕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品质。

　　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正式实行军衔制之前，谢冕奉命复员。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时候，谢冕复习了高中的全部功课。他填报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大，第三志愿还是北大。

　　前后只学了三四个月，通过高考，谢冕如愿走进北京大学。

　　由爱好者到研究者

　　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北京大学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谢冕为能置身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北大带给谢冕更多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在北大中文系，谢冕参加了北大诗社，后来编《红楼》，担任诗歌组组长。大三时，他和同学孙绍振等一起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这是谢冕从鲁莽幼稚的诗歌爱好者转变成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

　　“在这之前，不仅我自己对新诗的认识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学术界也没有一部新诗的历史。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整体上进行一次梳理。”

　　“它已经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属于谢冕的青春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这时他已人到中年，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诗歌界引起很大反响。他说，自己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

　　朦胧诗从地下发展到地上，很多人认为是古怪诗。谢冕也是不赞成诗不能让人读懂，但他主张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样的，艺术世界更是复杂的。即使是不好的艺术，也应当允许探索。风潮过去后，大家都认为朦胧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诗歌格局。

　　一直以来，谢冕都认为，文学的爱好与写作是多元的，应尊重各种写作、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只要是对文学做出了贡献的，都应尊重，不能固守一隅。文学工作者应尊重作家和诗人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感情，选择写作方式。“我尊重每一个作家的自由创作，不因为我个人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影响判断。我主张宽容。”谢冕说。

　　谢冕曾经走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前沿。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表于1978年7月《北京文艺》，他在第10期就写了评论《迟到的第一名》。但是，他在新诗理论研究上的光芒遮蔽了其他。

　　与时代变革同步的诗歌

　　1980年4月26日，谢冕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同道们对一份未来刊物最初的想法：“车上，研究了《诗歌界》(暂定名)，或叫《诗歌研究》的编委人选。高洪波参加了议论。”

　　这份刊物后来定名为“诗探索”。事情起因于1980年春在南宁会议上发生的一场关于新诗潮的激烈论争。大家围绕着对当时出现的朦胧诗的评价而展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产生了尖锐的交锋，这些交锋唤起了人们对诗歌理论研究与建设的警觉与关注。之后，诗评家们带着对于即将到来的诗歌高潮的预期，兴奋地走上了广西民间歌会更为广阔的诗歌现场。从南宁一路行走到桂林，看的是新时代早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谈的是关于复兴与重建中国诗歌的愿望与念想。

　　1980年底，《诗探索》创刊号出版，谢冕担任主编。《诗探索》和朦胧诗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报春燕，为那个梦想和激情的年代作证，为中国新诗的再生和崛起作证。作为中国新诗理论研究刊物，《诗探索》对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许多重要诗人进行了有计划的回顾和研究，前瞻性和问题意识贯穿始终。四十余年来诗坛所有的思潮和现象，《诗探索》见证并发声，有见识、有立场、有争论，又能始终如一地团结在一起，这背后是主编谢冕和同道诗人们对诗歌挚诚的热爱，是学术至上的包容之心，是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在谢冕的批评风格中，反思是尤其重要也是特别令人尊重的一个特点。“只要是经过自己思考的发声，我就不计后果了。在当时可能有一些非议，时间久了也许我是对的。”他曾坦率地说，“我对诗歌现状不满。诗人们窃窃私语，自我抚摸，我不满意和我们无关的，和社会进步、人心向上无关的诗歌。”

　　谢冕觉得自己说得没错。他并不在乎别人是否赞成。有些人看到谢冕的表面，以为他凭着热情说话，是个充满激情的人，却没有看到他冷静的一面、认真思考的一面。“我是一个综合的人，交往很放得开，喝酒吃肉美食美景，但做学问我是认真的。没有读过的书，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不乱说。”谢冕表示，在新诗上之所以敢发表看法，是因为他读得多。他在新诗的角落里读了不少东西，所以他有发言权，“学者也要自爱，不懂的东西不能乱讲。我也有学问不足的地方，别人指出来，我也很感谢。不懂不能装懂。遇到古典文学我也不敢说。不敢说是对的，乱说是学者的大忌。”

　　谢冕对当代文学很少唱赞歌。他认为当前诗歌创作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规模太小，格调太低。小悲哀，小欢乐，小境界，而且还相当的自我欣赏。他期待一种诗歌有大气象。他并不反对表现小我，相反，他认为个人情感非常值得珍惜，而且表现得越细腻越好。但诗人不能老是这样，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是因为他有《春望》，还有《三吏三别》《北征》，他的诗歌中既有个人情感，更有家国关怀。

　　再谈“批评家周末”

　　在北大，谢冕建立的“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曾持续了十几年，这一学术沙龙的方式，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的方式：老师指导、策划、出题目(或学生思考出几个题目由老师来判断与决定)，给学生指定与选题相关的阅读材料和范围。然后由指定的学生做主题报告，老师点评，学生讨论。

　　沙龙的选题有标准、有门槛，根据学术的重要程度、学理性的强弱程度，以及与现实的某种关联程度等来定夺，根据学生学习、学业发展和成长布局、学术心胸格局的需要来讨论。这一方式也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承担学术研究任务的学术训练和科研尝试。“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北大伟大传统的一种承续和发扬光大。”谢冕说，北大的精神源于伟大的“五四”，宗旨或精髓就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而且勇于吃螃蟹，敢于冒险，致力于创新，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北大是常为新的”。

　　“学术的沟通利用这个方式进行，其实更是一种思想的沟通和心灵的沟通。看起来我们谈论的是学术问题，实际上更是思想和信念的沟通。在这样的自由探讨的形式下，师生互相增加了解。”谢冕觉得，对老师来说，每一次“批评家周末”的聚会是对学生近期学习状况的一次考察，对学生来说几乎就是一次面对面的考试，但是这个考试非常轻松、非常自如，是在促膝交谈、平等自由、畅所欲言的交流中进行的。通过“批评家周末”现场无障碍的交流，老师会非常清楚学生的思维特点、学术造诣以及思想敏锐的程度。

　　这是一个“反哺”的时代。教学相长，通过这种方式，老师也会在交流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要恶补一些作品的“课”，这些作品可能在同学们那里已经很流行了，老师也要像年轻人一样学习，才能保持心态的年轻和学术的活力。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同学们互相切磋砥砺的过程。同学们互相知道了大家的学习情况，最近关注思考的问题，近来有什么好书、好作品、好的电影、好的演出、展览等等。这是一种信息、知识、思想、智慧的碰撞和交汇，而这种探讨交流更是一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谈笑晏晏”的境界。“批评家周末”引导学生关心文艺发展的现实动向，只是其中的一个实例。

　　“在北大，发出我们的声音，发出我们学者的声音，尤其是今天我们的这些青年学者、明天的学界中流砥柱，我们应该对当前文艺界的现状发出声音。”谢冕说。无论何时，他都在密切关注当前的创作状态、评论状态，还有受众状态，总是始终抓住鲜活的东西，抓住活生生的现实，文艺发展的现状，是一种时间和心态上的“现在进行时”。

　　“唯诗歌与美食不可错过”

　　拒绝乏味，是谢冕对美食的态度，也是他对人生的态度。

　　1月10日，“唯诗歌与美食不可错过：《觅食记》新书分享会”线上线下同时举办，直播总观看量达30万。《觅食记》记述谢冕走南闯北、游东览西、吃香喝辣的故事和经历，记录了因美食而遇到的人和事，既体现了有趣且可爱的“觅食者”对美食的兴致与热爱，也映射出谢冕的生活观念与人生态度。

　　谢冕自述：“愚生也钝，生性也许平和，处事也许雍如，但内心却是一团熊熊烈焰——热情、坚决，甚而激烈，这是品味饮食吗？不，也许是在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

　　老同学孙绍振很早就发现谢冕的心灵中跳动着两根弦：一根弹奏着充满了孩子气的童话色彩的变奏，而另一根上奏响着的，则是充满了使命感的、成熟学者的深思熟虑的主题。对谢冕的《觅食记》，他评价为“馋得虔诚，馋得博而精，土而洋，馋得一派天真，馋得六合风香。《孟子·告子上》云，食色，性也。历代文士，重色，轻食，谢氏重食轻色。为中华散文贡献新主题。开拓美学上‘审馋’新范畴”。

　　“该咸不咸，不吃；该甜不甜，不吃；该油不油，不吃。”这是谢冕的美食箴言，他中意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他不求美食有多“高贵”，也不讲究“排场”，唯独在乎是否正宗、地道。每次到重庆，都是在宾馆就餐，“千篇一律，于心不甘，决定‘造反’。私下约了二三好友，找一家面馆，一碗重庆小面，三元钱，豪华一点，再加一碗‘豌炸’，也不过数元。大喜，大呼，这才算到了重庆！”他在《面条记丰》中写道。

　　谢冕是大学者，但更有人间情怀。文如其人，食如其人。专注、认真，不辜负所有的美食。谢冕先生的学生孟繁华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经历：“那时我曾陪他去福建各地，在福州街边，他驾轻就熟地买了鱼丸，与我等站在街边悠然自得地吃。”

　　坊间流传很广的是由谢冕发起的“馅饼大赛”，固定的比赛地点是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活动已办了三四年，饭店老板一看一行几十人很高兴，但上桌之后这帮人只点馅饼、胡辣汤和大蒜。据说谢冕的最高纪录是吃了八个半，北大教授洪子诚也参与其中吃了六个，得了“新秀奖”，赛过之后再也不肯吃馅饼。

　　谢冕在《觅食记》中写道：“我们能从美食中学会：多元、兼容、综合、互补、主次、先后、快慢、深浅、重叠，以及交叉的方方面面。”

　　他在记录“味中之道”，也是在品世态之道、人生之道、境界之道。饮食之道在于多样。一桌酒席，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让众口尝百味，从而改变人们的口味偏见和积习，才是饮食应有之道，是为常态。而有的时候读一个文学作品或别的一些作品，他要读出它的味道来。对于美食与做学问之间的联系，谢冕主张：“做学问是体验，体验人生、体验学术，那么就需要细致，要了解它的源头，了解它的人格，了解它的许多变化和创造性，这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对批评家来说，对学者来说，要寻求的这个味道究竟从哪里来？什么叫‘味’，又如何体现为一种‘道’？”谢冕说，吃饭看起来是很俗的。大家口腹的享受看起来很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道理，而这些道理是平常的人不能体会出来的，要力求体会这些道理，“味”究竟在哪，它体现了什么样的“道”。

　　人生道理、饮食道理和学问道理是一样的，在谢冕这里是相通的。所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说，《觅食记》也是“一部特殊的诗学著作”。

　　尾声

　　在北大，谢冕讲课肯下功夫备课是颇有口碑的。

　　“很多人不知道老师有多苦。和古代汉语不同，教当代文学，为了讲一堂课，看材料，写稿子，单备课内容就是一万多字。”谢冕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出版物和文学资料“泛滥成灾”。谢冕特别苦恼，也做不过来，就不做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必须不断地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临其境往往难知其苦。

　　诗歌评论则是谢冕一直坚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较好的时候，一年写一篇综合的评论。“我是诗歌的义工。一路跟踪，和新诗创作保持亲密的接触和联系，对年轻的诗人诗歌推荐、评论，有的没太多意义，但耗费了不少精力。”谢冕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杰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国维和闻一多。他们做的学问太大了，王国维从甲骨文一路研究下来。闻一多从《诗经》《楚辞》《庄子》到图章、画画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

　　“我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我的才华可能在别的方面，我对园林、对服装、对饮食等都有兴趣。但几十年过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

　　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