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稻科研人员在位于海南省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水稻田选种。这些来自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的科研人员，扎根在海南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试验田，选育着近2000份水稻种质资源。海南一年四季均可开展水稻试验研究，育种进程加速，科研时间能缩短一半。张茂摄（中经视觉）

　　眼下，春耕生产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作物用种渐入高峰。一粒粒种子将在广袤大地生根发芽。

　　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粮食安全，种子是保障；现代农业，种业是基础。对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种业关系饭碗。种业发展水平怎样、难题在哪，如何补短板、强优势，怎样控风险、促振兴？

　　小小一粒种，牵动着人心，孕育着希望。

　　我国育种家数量世界第一，种业基础研究世界一流，为何出大品种的能力却不是世界一流？

　　——翻开作物育种论文量世界排名，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德国位列前五，中国占全部论文量的20%，但是论文转化的突破性品种却不多。

　　——中国有世界最大的育种队伍、世界第二丰富的种质资源，但也有“国外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按斤卖”“一有风吹草动，进口种子涨声一片”的严酷现实。

　　——中国有7000多家农作物种企，但年研发投入总额40亿元，仅为德国拜耳的一半；种企自主商品种子销售收入总额也只与拜耳相当。如果说跨国种企是“航母”，那么我国种企大多只是“小汽轮”。

　　现实震撼了国内种业市场，也警醒了从事种业的人们。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提出了“中国种业之问”：长期以来，我国育种家数量世界第一，种业基础研究世界一流，为何出大品种的能力却不是世界一流？育种论文发表数量第一，科研实力也很强，为何没能转化为产业优势？

　　我国现代种业诞生于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颁布，打破了此前以县为单位组织统一供种，开始了由种子到种业的转变。在本世纪最初10年，中国种业市场化之日，正值国际种业巨头全球扩展之时。随着市场全面放开，国外种子席卷而来，民族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

　　“种子市场开放之初，洋种子给我们的压力很大。”2019年4月，海南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著名玉米育种家程相文对经济日报记者回忆。2001年国外玉米品种占我国市场份额不足1%，2012年已上升到11%。其中，先玉335推广面积达4215万亩，成为全国第二大玉米品种。

　　程相文口中的先玉335，由美国先锋公司针对中国市场历时10年研发选育，开创单粒播种的先河，适宜机械化作业，亩用种量减少一半，改变了原有种子按斤卖的情况，实现了论粒卖。一朝发力，几年就抢占了东北玉米种子的一半市场。

　　为了加快培育新品种，80多岁的程相文一年中有半年在南繁基地，吃住都在地头的简易房里。育种的关键是授粉，花粉仅能存活6个小时，正午是最佳时间。三亚正午的烈日下，高大的玉米植株令身处其中的人备受煎熬。钻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授粉、套袋、挂牌，整个过程只能弯腰进行。

　　直到2021年6月，记者在吉林省采访，一些企业依然反映我国玉米种子品种多，但缺乏专特用品种。时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玉米所所长、现任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的刘文国说，近20年间，我国玉米单产稳步提高。目前，已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8%，自主品种占比90%以上。育成品种虽然很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尤其是适宜机收、功能营养型、专特用品种缺乏。

　　与自己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进步很大；与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距也很大。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李新海说，1996年至2019年，美国玉米亩产年增长8.5公斤，良种贡献率为65%；同期，中国玉米亩产年增长4.5公斤，良种贡献率为45%。眼下，我国单产不到美国的六成，这是差距，也是压力。

　　就在中外玉米品种交锋的同一时期，蔬菜种子市场竞争也异常激烈。作为全球种业竞技场，先后有30多家国外种子公司在山东寿光设立育种研发基地，推广蔬菜品种370多个。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回忆，进口种子有不少优点，耐储运、抗病强、效益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菜农不得不接受洋种子。到2010年，洋种子在寿光设施蔬菜的占有率过半，高端蔬菜占比更高。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育种部首席专家张凤兰说，与发达国家比，我国蔬菜种业投入不够，育种基础研究处于跟跑阶段，高效率的商业育种体系亟待建立。反映在种业市场上，部分高端蔬菜种子严重依赖进口，如西蓝花、长季节栽培番茄、彩椒、水果黄瓜等。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马淑萍说，种业强国已进入“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育种4.0时代，我国仍处在以杂交育种为主的2.0时代。以基因编辑技术专利为例，美国申请1070件，我国申请700余件。表面上看，差距不算太大，但我国申请的专利大多处在技术体系中间层，缺乏顶层核心技术和底层落地技术，不够硬核。

　　种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说，我国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而畜牧业育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优良种源部分来自国外，如果发生极端情况、被限制进口，会影响畜牧业发展效率。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表示，具体来说，白羽肉鸡过去长期依赖进口，如今刚实现突破；能繁母猪年均提供育肥猪数量比发达国家低30%左右；奶牛单产水平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80%。

　　以生猪为例，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说，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头，占核心育种群更新比例不足10%。事实上，发达国家间都在进行品种交流。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瘦肉型种猪以来，我国已成功实施了本土化选育，保障了近90%的生猪种源供给。但是，规范的系统选育比国外晚了近50年，饲料转化率与发达国家有10%至30%的差距。

　　在2021年底前，最让畜禽种业头疼的是白羽肉鸡。我国肉鸡分本土的黄羽肉鸡和国外的白羽肉鸡两大类，大致各占市场的一半，适用于不同的消费场景。相比黄羽肉鸡，白羽肉鸡饲料转化率高，40天就能出栏，是快餐类炸鸡的来源。遗憾的是，世界的白羽肉鸡核心种源长期掌握在两家外国企业手中，中国祖代种鸡百分之百依赖进口。

　　“这好比，对方只卖给我们画，不肯卖作画的颜料。”白羽肉鸡企业福建圣农集团董事长傅光明痛心地说，进口种鸡只能管一时，关键要有能持续育种的材料。可是，白羽肉鸡从核心群到商品群的繁育要经历5代，只有纯系原种鸡和曾祖代鸡可留种繁殖，而从国外引进的是不能留种扩繁的祖代鸡。

　　其实，我国在上世纪末至2004年曾实施白羽肉鸡自主育种，并初见成效，但由于肉鸡养殖业受禽流感影响而全行业亏损，导致上游的育种也难以为继，被迫于2004年放弃。从那时起，我国进口种鸡年年涨价，合同里还有不准开展育种的限制性条款。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张兴旺说，细摸中国种业的家底，可以用一个橄榄来形容。

　　位于橄榄顶部的是口粮种子，仅占整个种群资源的极小块，却是最重要、保生存的品种。数据显示，我国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100%自给，育种水平在国际上具有优势。而像家庭常购的黄羽肉鸡、鸭、鲤鱼等，国产育种也具有较强竞争力，能满足基本消费需求。

　　位于橄榄腰部的是包括玉米、大豆、生猪、肉牛、肉羊以及诸多蔬菜品种的种子。对这些品类，我国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但质量仍不高。比如，玉米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91%，大豆全部为自主品种，但玉米、大豆单产水平较低，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60%。

　　位于橄榄底部的是少量几乎完全依靠国外种源的品类。比如，曾经的白羽肉鸡祖代种鸡、家常菜的白色金针菇种子、部分大棚专用蔬菜种子等，主要依赖进口。一旦国外断供，将对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影响。

　　种业问题的核心既是产业问题，又是科技问题，也有机制问题

　　我国种业起步晚，用了20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专家认为，特点是“三个并存”：本土种质资源丰富与创新利用效率不高并存，科研育种人员多与产出转化效率不高并存，种业企业发展快与核心竞争力不强并存。

　　“三个并存”的现象反映出制约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大症结：

　　症结之一，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种业上下游衔接不紧密，科研与生产“两张皮”，尚未形成市场导向的高效种业创新体系。李新海说，在种质资源、育种技术、品种选育三大环节，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院所；在性能测定、繁育加工、营销服务三大环节，资源主要集中在企业。

　　“育种是小概率事件。只有基数大了，成功机会才大。”有着16年国外种企工作经历、2014年之后在国内种企任职的育种专家张健告诉记者，我国之所以没能培育出世界一流的种业，关键在于大多靠经验育种，缺乏商业化育种体系，导致选择概率小，难育出突破性品种。

　　马淑萍说，长期以来，育种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以论文、课题为导向，导师学徒制、课题组式，规模化程度低。而种业发达国家则是企业化育种，以市场、农户为导向，工厂化、流水线式，实现了由个人向团队的转变。

　　商业化育种讲究团队作战和资源共享。隆平高科种业研究院院长杨远柱认为，商业化育种把育种的各环节分解，就像汽车企业一样，不同车间制造不同零件，最后进行组装，真正实现“大规模、高通量、标准化”育种。

　　据介绍，美国科迪华和德国拜耳的种业总部都有数千名科研人员。科迪华在玉米领域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分子育种专利、掌握了60%以上的种质资源。拜耳的转基因育种技术全球领先，这是其强大竞争力的根本。目前，我国八成左右的种业资源和人才仍集中在科研单位，“两张皮”问题未能根本破解。

　　症结之二，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引进挖掘差距较大。

　　我国许多种源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重要原因是优异种质资源储备不足，精准鉴定挖掘不够。袁隆平籼型杂交稻就是依靠在海南野生稻里发现的不育株才得以峰回路转。专家表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是种业的突出短板，资源消失风险加剧、精准鉴定不足、特色资源开发不够等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资源消失风险加剧。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姚璐介绍，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地方品种和主要作物野生近缘种丧失速度加快。普查显示，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数目丧失比例高达71.8%。有些种质资源现在用不上不等于将来用不上。如果现在不保护，以后想用就没有了。

　　精准鉴定利用不足。目前，美国保存种质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其中80%是从各国收集的，凭借这些资源成为种业强国。马淑萍说，我国种质资源数量多，但丰富性不够，85%来自国内，引进的不足15%；对种质资源的深度鉴定、系统研究也不够。以玉米为例，我国现有种质遗传基础狭窄，导致育成的品种同质化。

　　优异资源挖掘不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旭说，水稻拥有10余个不同基因组的野生种，但除了少数不育基因、抗病和抗虫基因得到利用外，众多基因有待发掘；栽培小麦拥有23个不同的基因组，目前只利用了野生近缘种基因库中10%至15%的资源。

　　症结之三，缺乏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全球种业新一轮并购整合已经完成，呈技术领先与市场垄断相结合的特征，强者更强的态势明显。目前，德国拜耳、美国科迪华占全球种子市场份额的四成以上。李新海说，这些企业自主研发和产学研联合创新紧密结合：科迪华在全球有120余座育种试验站，拜耳每年有3500份全球产学研合作协议。

　　反观我国种企，数量多、规模小、竞争力不强。从销售额看，农作物种企有7000多家，前10家企业年销售额仅约100亿元，市场份额仅占国内的13%。从知识产权看，80%的企业没有植物新品种权，拥有10个以上新品种权的企业仅占2.3%。

　　种业创新荜路蓝缕，研发常常要十几年时间。杨远柱说，“一双水田靴，一身蓝工装，一个斜挎包，一顶尖斗笠”是水稻育种人的标配。实践表明，新品种培育的成功率不到1‰，有的育种者甚至一辈子也没育出一个品种，其中的艰辛只有当事人清楚。

　　“知识产权保护不够，限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导致育种不如买种，买种不如套牌。”育成一个好品种要投入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套牌侵权者却可以坐享其成，导致模仿性育种层出不穷。以蔬菜为例，纳入等级制度管理的八大种类最多时有13487个品种，而业内认为仅30%至40%是实质性创新，其余多是改头换面，甚至套牌。

　　中国种业有两个节点值得记录，种业人接续开启两轮努力，一轮比一轮方向更明、力度更大

　　“社会上有蔬菜种子被国外种企控制的说法，这并不准确。”李成贵说，最新调查表明，从数量上看，进口量较多的蔬菜种子有菠菜、空心菜、香菜等，近几年进口量在1万吨左右。从金额上看，进口较多的蔬菜种子是番茄、西蓝花、胡萝卜等，近几年进口金额在2.5亿美元左右。这些在我国14万吨和200多亿元的蔬菜种业市场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去年，与韩国蔬菜种企座谈时，他们也为我国蔬菜育种进步之快所叹服。”

　　目前，国外品种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良种对粮食增产、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5%、40%，为农业稳产保供提供了支撑。外资企业年销售总额占整个市场销售总额的3%。农作物种子年进口量约占国内用种总量的0.1%，以蔬菜种子为主。

　　进步之快并非一日之功。专家认为，中国种业有两个节点值得记录，以此为标志，种业人接续开启两轮努力，一轮比一轮方向更明、力度更大。

　　第一个节点，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种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为解决创新主体错位问题，政策推动育种资源向企业流动，原来搞育种的科研人员怎么办？2012年正是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初期，一些科研人员对此有疑惑。“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不是不让高校院所从事商业化育种研究，而是要推动科企合作，鼓励为企业育种、到企业育种。”时任农业部种子局副局长、现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廖西元告诉记者。

　　为企业育种后，育种家也有新感受。“在高校，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品种审定，完成课题，不用考虑能否推广。在企业，选育什么品种要由市场和企业育种委员会说了算。”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唐文帮，也是湖南希望种业的首席专家。2013年起，湖南农业大学和希望种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以四大作物良种联合攻关为例，育成新品种小麦180个、水稻312个、玉米820个、大豆247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万建民介绍，育成9个抗赤霉病小麦品种，实现黄淮麦区抗赤霉病品种零的突破；吉粳816等水稻品种，食味可与日本越光米、泰国香米媲美；京农科728等适宜籽粒机收的玉米品种，使玉米全程机械化成为可能。

　　第二个节点，2021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这是继1962年出台《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后，中央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是种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以此为标志，种业振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资源普查是种业振兴的基础工作。2021年3月，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种质资源普查启动。同年底，新发现的十大优异资源发布，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人们见识了帕米尔牦牛、珍珠玉米等“宝贝”。尤为令人欣喜的是，本次普查发掘鉴定了18个新的畜禽种质资源，抢救性收集保存5万份遗传材料，资源保存总量达120万份，跃居世界首位。

　　普查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有的具有重大产业发展前景，有的具有潜在育种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所长钱前为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现“珍珠”的故事。珍珠玉米在山西省翼城县被发现时只有1户人家种植，能保留至今非常不易。它可专用做爆米花，爆粒体积大、花瓣白，优于当前主流品种，极具开发价值。作为一种专特用品种，极适合时下休闲食品需要。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如火如荼。2021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新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建成并试运行。种子通过机器人滚筒输送线进入零下18摄氏度的库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辛霞介绍，新库全程智能化，保存容量达150万份，是原有库的近4倍，位居世界第一，可满足今后50年的使用需求。

　　畜禽品种的突破同样让人振奋。2021年12月，圣农、峪口、新广3家企业的白羽肉鸡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成为我国首批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新品种，打破了白羽肉鸡种源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傅光明松了口气，“这是把卡在我们脖子上的手指一根根掰开，白羽肉鸡养殖的命脉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白羽肉鸡的突破是优势企业与科研团队深度合作10余年的结晶。当前，我国种业已进入以企业自主创新为驱动力的新阶段。数据显示，企业审定品种占比由“十二五”末的不足50%上升至现在的超过75%，选育登记品种占比达57.6%，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目前，全球种业前10强中，中国种企占两席，分别是隆平高科、先正达集团。

　　“一年多来种业的新变化催人奋进。”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会长陈萌山说，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各部门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各地区采取了许多硬核措施，围绕种质资源、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等五方面发力，成绩斐然。

　　衡量种业水平，既要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要看能否满足国内产业需要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种业水平？一看保障能力，二看种企实力，三看科研功力，四看资源潜力。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对比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依然要持续发力。

　　衡量种业水平，既要看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对比，也要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要看能否满足本国产业需要。

　　毋庸讳言，在农业品种极大丰富的当下，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做到所有品种完全自给。原因之一是，适当引进国外品种，有利于丰富居民“菜篮子”，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二是，有利于丰富我国种质资源，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与主粮不同，常见的蔬菜有几十种之多，没必要每种都完全自给。历史地看，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胡萝卜、黄瓜等，到1500年前后番茄、红薯传入我国，种子交流互通是常见的事情。

　　不过，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和地缘冲突，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全球种业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种业巨头竞争形势更趋复杂。我国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对种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我们一定要在关键品种、核心领域和主要环节牢牢把住主动权，打好种业翻身仗、推进种业振兴，早日实现种业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方向之一，健全种业政策制度体系。

　　落实党政同责要求。中国社科院农村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表示，种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就要将种业振兴行动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各地在规划审批、用地保障、人才激励等方面，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帮助种业解决实际困难。

　　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副研究员、水稻专家涂升斌说，这方面要两手发力。科学调配优势资源，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开展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创新链建设为抓手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基地建设水平。我国农业类型多样，有的地区资源多、研发强，有的是制种大省、用种大省，有的以大宗作物为主，有的是畜禽水产占优。各地要搞清楚本地优势和需求，不要贪大求全、重复建设。国家层面，要建设四大育制种基地和区域性作物良种繁育基地以及一批畜禽国家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

　　方向之二，打出做强种企组合拳。

　　近年来，我国种企研发投入加大、兼并重组加快，行业竞争力明显提升。但与国际巨头比仍有明显差距。李新海分析，种业投资尚不稳定，大部分投资并购来自行业内部。种业虽然是高科技、高利润，但也是高风险、长周期，资本收益尚未充分释放。

　　种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最渴求资金。鸿翔种业总经理贺伟表示，要创新融资担保方式，推出适合种业特点的金融保险产品，发挥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引导孵化作用，形成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推动产学研主体在价值增值中深度融合。

　　种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是种企的“竞争利器”。2015年修改种子法为种业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保障，2021年种子法的再度修订则为种业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提供了保障。全国农技中心主任魏启文说，“新种子法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让我国植物育种保护水平与发达国家同步”。各地要持续打击套牌侵权行为，改善种业营商环境，让企业创新吃上“定心丸”。

　　专家表示，在发展思路上既要培育大而强的领军企业，也要支持专而精的特色企业。要采取差别化扶持政策，提升企业差异化竞争力，着力打造三类企业。一是航母型领军企业，最具资本、技术、人才优势，引领种业发展。二是特色优势企业，在经济园艺作物、畜禽地方品种等细分领域发挥作用，属“隐形冠军”。三是专业化平台企业，在产业链重点环节提供专业化技术或服务。

　　方向之三，化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全国畜牧总站站长王宗礼说，2022年种质资源普查重点已转到畜禽品种生产性能测定，要尽快建立畜禽品种“分子身份证”。这样，深度挖掘特异基因就有了抓手。目前，五大畜种168个品种的“分子身份证”构建、75个优异性状挖掘工作全面启动。各地要加快制定“一品一策”保种措施，确保濒危品种不灭失。

　　我国现存地方猪品种83个，约占世界猪遗传资源的三分之一。这些品种大多具有肉质鲜美、耐粗饲等特性，但也有生长缓慢、瘦肉率低等不足。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潘玉春说，在生猪种业，企业从国外引进纯种并不是难事，难在如何做到本土化改良，解决引种后再退化的问题。保留原来基因的优质性甚至性能表现更好是关键。

　　尽快将种质资源优势转化为种业发展优势，是种业的焦点问题。马淑萍建议，尽快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依托多边系统，有序有效地引进种质资源；依托优势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搭建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基因挖掘平台；推动种质资源登记、交流、共享，把战略资源转化为现实优势。

　　打好种业翻身仗，推进种业振兴，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在中国种业人眼里，这虽不简单、不容易，却也有信心、有条件。

　　回顾往昔，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育种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培育出一批国际领先品种，在广袤田野里创造了粮食生产新高度。他们的故事已被时代所铭记。

　　展望未来，中国种业人始终有个信念：我们有世界体量最大的农业产业、有全球数量最多的种业科研人员、更有强大的制度优势，也一定能发展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种业。（乔金亮 吉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