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人权观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根基
作者:唐颖侠(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臭名昭著的《2021年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报告内容充斥着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反映了美国长期以来利用人权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谋求全球战略利益的本质。
凸显美式人权观的虚伪和双标
虽然冠以“人权报告”,实则是以人权为名的美式价值观报告。因为报告所依据的评判标准既非普世性人权价值理念,也不是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人权法,而是美式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严重损害了人权的价值基础,侵蚀了人权的普遍性与公信力。
报告反映了美式人权观的片面狭隘,偏离和歪曲了国际人权标准。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示了各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所争取实现的共同标准之后,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再次强调了人权的普遍性,指出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然而,美国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拒不批准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国际人权公约,无视南方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权,肆意践踏和平权。报告所反映的美式人权观,脱离了国际公认的人权理念和标准,仅以美国的喜好厌恶为依据,根据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敌友关系作为评判标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
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对其领土及管辖范围内的人承担尊重、保护和实现人权的义务。因此,作为义务承担者,一国应对其内部的人权问题负责,并应积极保障和促进人权的实现。对他国人权状况的关切应保持谦抑与克制,首先不能侵犯他国人权,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其次,对于他国人权的关切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或者国际人权机制的途径进行,采取的措施应符合国际法。
反观美国的做法,可谓与公理道义完全背道而驰。首先,对内人权保障不力。美国国内人权状况每况愈下、劣迹斑斑。一方面,美国人权问题的顽疾愈加恶化。枪支泛滥暴力横行,2021年共发生了69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比2020年增长10.1%,导致超过4.4万人丧生。系统性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纽约市2021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比2020年猛增361%。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严重威胁和侵犯。即使是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制度,也在金钱政治和政党对立的背景下,日益受到侵蚀,只有7%的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尚属“健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接近1958年以来的历史低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强调,美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既不全面,也早已过时,并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其次,对外直接侵犯他国人权。美国一贯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干涉主义,频频动用武力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滥用单边制裁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美国近20年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已经夺去超过92.9万人的生命。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美军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至今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持续的战争与动荡导致阿富汗近三分之一人口沦为难民,350万阿富汗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近2300万人面临极端饥饿,其中有320万名5岁以下儿童。美国无视联合国大会连续29次通过的呼吁美国终止对古巴长达50年的经济封锁的决议,在古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时,继续对古巴实施禁运和制裁。同时,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叙利亚等国实施的单边制裁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人权影响。这不禁令人感慨,制裁之祸犹胜于病毒!
再次,破坏多边人权合作,合则用、不合则弃。美国不仅没有意愿履行国际人权义务,而且动辄以退群相威胁破坏国际人权合作机制。众多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权事业最大的破坏者”,并敦促美国解决自身严重人权问题。美国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分分合合即为明证。2018年美国以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在偏见”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为由退出时,时任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个“虚伪和自私”的机构,是一个“具有政治偏见的污水池”。事实上,美国深受两党政治的掣肘,美国前总统布什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直到2009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才正式加入。当时奥巴马政府称,要从内部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但是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了退群。《纽约时报》坦言,谁也没法确定,如果共和党人在2024年赢得总统大选,美国会不会再次退出人权理事会。
可见,美国从未真正尊重过人权的价值理念,也未曾真心维护过多边人权机制,完全以其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衡量取舍。当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核心的多边人权机制不能有效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美国会无情地抛弃它;而当美国认为其有利可图时,能够成为其有效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时,又会毫不犹豫地返回。一个自诩为“人权卫士”的超级大国如此出尔反尔,毫无诚信可言。
日内瓦智库“环球人权团体”执行董事利蒙评论,自从美国今年初以观察员身份重回人权理事会以来,“美国基本上只聚焦一件事,那就是中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在分析大量历史材料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官方所倡导的所谓人权与真正的人权理念几乎没有丝毫联系,美国官方高举“人权”旗帜,唯一的目的是利用人权推行自己的全球战略。
追求的是霸权而非人权
报告再次反映了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横行霸道的本质。美国发布报告的目的并非促进人权进步,而是政治对抗的工具。事实上,成立于2006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为各国设计了国际人权监督机制。国际社会早已摈弃了采取政治对抗、动辄发起国别审查的旧机制,设计了平等、包容、建设性、对话而非对抗的普遍定期审议机制。这一机制是践行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它是一个独特的、由国家驱动的同行审议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会员国在日内瓦举行的政府间人权理事会工作组会议上,每四年半平等地对所有国家的人权记录审议一次。所有国家无一例外都积极参与审议其他国家的人权记录并向其提出建议。普遍定期审议的目标是支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及时、定期、更好地评估其不断发展的人权需求。普遍定期审议机制运行以来,已经对全球193个联合国会员国进行了三轮审议,目前正在启动第四轮审议。数据显示,平均而言,各国接受了普遍定期审议中近85%的建议,而90%的国家对至少一半已接受的建议采取了行动。
然而,美国并不在乎这个国际机制,而是习惯性地凌驾于多边人权机制之上,以自己的政治利益为判断标准,以意识形态作为标尺划分敌友关系,通过发布国别人权报告充当世界人权法官。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报告的公正性如何得到保证?在标榜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的美国,岂能无视这一基本的法治精神?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倘若真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关心全球人权事业进步和各国的人权状况,与其煞费苦心地编造谎言、罗织罪名,不如与各国就人权开展平等的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上帮助他国改善人权状况。反观美国所作所为,并非促进人权,旨在制造对抗。
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从气候变化的紧急状态,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都对各国人民人权的享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值此危难之际,各国本应同心协力、共克时艰,然而美国却故技重施,一如既往地玩弄政治伎俩和挥舞人权大棒,发布所谓的《国别人权报告》对他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这些报告的目的不是促进他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和恶意丑化他国形象,并以此为借口实施单边人权制裁,由此更加剧了人权状况的恶化。事实证明,美国已成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者和破坏者。借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尖锐评论,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出现的问题,并重新思考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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