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婧（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近代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从唐朝即成为一门学问的“选学”，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也面临着研究方法与角度的现代转型。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新选学”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按照这样的标准，“周贞亮和骆鸿凯都是20世纪新《文选》学的开创者”“二人应该是同一时期开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选》的”（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特别是骆鸿凯的《文选学》被认为是“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王立群《现代〈文选〉学》）。但亦有学者认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是黄季刚先生，而非骆鸿凯”“（黄侃）能站在新的高度发展选学，成为新选学的先驱”（陈延嘉《继往开来的选学家黄侃》）。众所周知，黄侃作为近代“知选学者”（章太炎语），平生批点《文选》达十余遍，其《文选平点》颇见卓识，被誉为20世纪文选学的“一个高峰”（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三块柱石”之一（穆克宏《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但由于其形式为评点，内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学者视为传统“选学”的代表。那么，黄侃到底是传统“选学”的殿军还是现代“新选学”的先驱呢？他对《文选》学的现代转型到底有何贡献？

　　黄侃最早开始在研究《文选》时，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他在《文选平点叙》中批评一些清代《选》学家的注释“其摭拾琐屑，支蔓牵缀之辞，以于文之工拙无与，只可谓之《选》注，不可谓之《选》学”。在这里，黄侃明确提出了《选》注和《选》学的区分，不难理解，所谓《选》注正是指传统“选学”以校勘注释为主的文献研究，而《选》学则是指以“文之工拙”有关的文学研究。他显然是不满于一些清代《选》注的琐屑支蔓，而欲转向更高层次的《选》学。黄侃《文选平点》在台湾出版时即题为《〈文选〉黄氏学》，正是凸显出了他在研究角度上从《选》注向《选》学、从文献研究向文学研究的转变。正如其女黄念容所云：“盖先君娴习文辞，深于章句训诂之学，用能擘肌分理，达辞言之情。片言只字，皆根极理要，而探赜索隐，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无文人蹈虚之弊，复免经生拘泥之累。”（黄念容《文选黄氏学前言》）综观《文选平点》全书，确如此言，黄侃兼具文学家和小学家之长，其评点既有文字校勘、章句训诂、文史考证等文献研究，又有义理解析、文学批评等文学研究，实虚结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的整体性研究模式，开启了从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的转变。

　　黄侃《文选平点》还对被誉为“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的骆鸿凯《文选学》有直接影响。黄侃于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大，教授《文心雕龙》及《文选》等，其时已经开始手批《文选》，并以手抄的形式在学生中流传。骆鸿凯恰于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学习，为黄门高足，应即于此时随黄氏研习《文选》，而渐涉“选学”的。骆鸿凯为学重家法，一生恪守师说，“治学门径，大抵本于黄季刚先生”（马积高《文选学后记》）。其《文选学》是于1928年至1929年间在武汉大学开设《文选》课时逐步撰写的，受黄侃影响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仅直接标明引用“本师黄氏曰”者就有七十余例，周勋初就指出骆鸿凯的《文选学》是在其听黄侃《文选》课的笔记上扩展而成的。（周勋初《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

　　骆鸿凯《文选学》被认为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黄侃的影响。据王立群研究，骆氏对现代“新选学”的开创性贡献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对《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的介绍,对《文选序》的研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其中，后三项都有明确承袭黄侃之处。

　　骆鸿凯在《文选学·义例第二》中，对《文选序》体现出的选文范围和标准等进行了研究。他征引黄侃所言“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而骆氏自己认为：“《文选》所录，独以沉思翰藻为宗，即斯意也。”（骆鸿凯《文选学》）与所引黄侃的意见是相同的。

　　骆鸿凯在《文选学·源流第三》中搜集并评介了各代《选》学著作，网罗宏富，褒贬精当，体现了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而对学术史的重视，正是黄侃治学的一大特色，他每治一书，必先明其研究史，评点《文选》也是如此，充分吸收与辨正了前人的《选》学成果。

　　据黄侃《文选平点叙》云：“汪韩门、余仲林、孙颐谷、胡果泉、朱兰坡、梁茝林、张仲雅、薛子韵、胡枕泉诸家书于文义有关者，并已参核。”骆鸿凯正是继承了这一师门传统。

　　在《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上，骆鸿凯坚持了黄侃对二书关系的认定及具体的对比方法，并推而广之。黄侃在《文选平点叙》中开宗明义首言：“《文心》与《文选》‘笙磬同音’”，又曰：“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骆鸿凯也认为：“《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骆鸿凯《文选学》）综观《文选学》全书，特别注重结合《文心雕龙》的理论来研究《文选》。比如，骆氏揭示《文选》与《文心》在文体分类上的一致性，他在《文选学·体式第四》开篇即曰：“《文选》分体凡三十有八,七代文体,甄录略备,而持校《文心》,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适相符合。”《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之《导言三》中列表对照了二书的文体分类。黄侃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体分类对《文选》的影响，在评《文选·京都上》时指出：“《文心雕龙》‘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置情，因变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黄侃《文选平点》）骆氏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黄侃的思路。又如，骆氏将《文心》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选》文相互印证。他在《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之《导言七》中摘抄了《文心雕龙·才略》评文之言,附载于《文选》相关作家之名下,并作如下结语：“右列六代入《选》文家五十七人,约得萧《选》所载之半,宋齐才士,世近易明,不复甄序。观其品藻,字字珠玑。所举篇章,亦大率载于《文选》。详加研核,可以明《文选》诸家之优绌矣。”（骆鸿凯《文选学》）而黄侃在解评《文选》时就格外注意参借刘勰的相关评论。

　　毋庸讳言，黄侃《文选平点》形式上是随文评点而非专题论著，内容上仍以传统的文献研究为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称黄侃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未免过誉。但综上所述，黄著更早地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直接影响了骆鸿凯《文选学》的产生，从这个角度讲，黄侃在20世纪《文选》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堪称现代“新选学”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