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留住即将消逝的声音

　　讲述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莉宁

　　与濒危语言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2009年10月，我们一行八人到云南怒江州调查独龙语。独龙语是我国独龙族所说的语言，使用人口不足7000人，由于没有文字，独龙语是独龙族内部交流的唯一载体，通过口耳相传记录了独龙族世世代代的沧桑变迁和文化记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独龙语的动词会依据不同的人称、时态发生形态变化。例如“听”这个词，“他在听”的“听”说成类似普通话“大”的音，“我在听”说“当”，“我听到了”说“当耳”，“他在听”说“夺耳”或“夺弟”，这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倒是与英语、法语、俄语等有几分相似。据学者研究，独龙语是汉语的亲属语言，它就像一块活化石般完整保留了汉语上古乃至远古时期的特点，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特质。

　　我是广西南宁人，与父辈一开口就说南宁话不同，我在日常交往中使用普通话的几率更高；当我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学、工作、定居，使用方言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且不会再教孩子说南宁话。同时我发现，在南宁的亲友们也很少用方言与孩子沟通。一般来说，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方言会较有活力，但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大城市的方言也在经历着与南宁话相似的命运。

　　有一项“各地本土出生人士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在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的人群里，上海为22.4%，杭州为9.2%，苏州全国最低，仅为2.2%。有学者调查发现，武汉有近70%的年轻人不会说方言；厦门、泉州等地40岁以上能熟练使用方言者高达92.6%，而10~19岁的青年约为58.5%，呈现出断崖式下降。从2006年开始，多家媒体报道过北京土话欲申请文化遗产的消息。倘若连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厦门等地的方言都面临着传承的危机，那么，当独龙族人远离家乡、越走越远时，独龙语这样的“小众”语言是否会淹没在汪洋大海里呢？

　　大约在2000年，我国学术界便开始关注语言濒危问题，先是提出了“语言遗产”的概念，而后“语言资源”观念应运而生，认为语言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这意味着语言保护的范围从濒危语言、弱势语言扩大到所有的语言，若以资源观论，每一种语言在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和信息交互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作用，无法被他者完全取代。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方言土语难以计数，内部纷繁复杂，因此我国语言调查保护的工作显得尤为困难和艰巨。面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召唤，我的导师，著名语言学家曹志耘教授率先转变研究志趣，带领我们走进田野，积极抢救祖国大地上的濒危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碎片。

　　在使命感的驱动下，我们暂时放下了学理推演类研究，转而直面语言保护问题的实践性研究。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探索和跋涉，希望能赶在不计其数的语言方言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文化消失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传承下去。在这筚路蓝缕的征程上，也结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成果：《汉语方言地图集》实地调查全国930个地点，是首部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中国语言文化典藏》首次明确界定了“语言文化”的内涵，对中国各地区的语言文化现象采取抢救性调查记录，利用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络技术对语言文化实态进行保存展示，2017年出版了20册、计划今年8月再推出30册，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全国37个汉语方言点、13个少数民族语言点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中国濒危语言志》计划出版50册，与此前的语言志书不同，可通过手机扫码收听濒危语言方言语料，既增强了互动性，也通过音像的方式永久保存了这些即将消逝的声音。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语言保存的工作已基本完成，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语言资源库（zhongguoyuyan.cn），汇聚了1700多个调查点的原始文件数据超过1000万条，实现了全国各地区、各主要语种及其方言全覆盖。在数字经济时代，语言资源大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利用信息科学等前沿技术对包括各濒危语言方言在内的语料开展科学系统的整理加工和开发应用，是当下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现在，除了语言学界以外，语音智能企业也在行动，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影像创作结合，用语音合成系统实现方言配音和方言翻译，这预示着科技的发展能让濒危语言在元宇宙里获得新生。

　　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语保人”的幸事概莫如斯。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