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专题】

　　作者：黄学超（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

　　《水经注》以平实的语言，记述了当时主要河流的具体流路，并记载周边的山川、城邑情形，系以相关史事，内容博赡。郦道元在文中经常会重复使用特定的语言来表达独特的意思。例如，书中两次使用了“脉水寻经”一词。其一是卷3《河水注》“河水南流，脉水寻经，殊乖川去之次，似非关究也”，其二是卷32《决水注》“脉水寻经，方知决口”。细玩文意可知，郦道元在此表达的是实地考察河流，与文献相对照的意思，这是他作《水经注》重要的工作方法。郦道元所“脉”之“水”显然是指相应的河流（河水，今黄河；决水，今史河），而所“寻”之“经”，是否有具体所指呢？

　　这就要从《水经注》的名称谈起。《水经注》一书，是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故作此称。《水经》是成书于三国曹魏时期的记载全国水道的著作，全书约一万字，简要记述当时主要河流的源流始末，内容虽较为简练，但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水经》相比于《水经注》，知名度要小许多。其实，《水经注》之所以得以撰成，正是因为《水经》的存在且其内容值得加以注释。《水经》见载于《隋书·经籍志》，有二本，分题作“《水经》三卷，郭璞注”及“《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著撰人。后《唐六典》始见西汉人桑钦撰《水经》之说，其后著录书目及刊刻诸本，多袭此说。通过对《水经》文本进行考析及对其所载地理信息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此书是以西汉末年的材料为主，东汉、曹魏时期的材料为辅，撰成于三国曹魏时期，其作者也不可能是西汉时期的桑钦。

　　《水经》成书以后颇受重视，东晋学者郭璞就曾为其作注。郭注《水经》（即上文所述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水经》三卷，郭璞注”），或者也可以称作郭璞所作的《水经注》，其内容虽然早已佚失，但是唐人杜佑曾经评价此注本，称“景纯（按，郭璞字景纯）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通典·州郡典》）。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完全没有征引郭璞的文字，似乎说明他没有见到过郭璞的《水经》注本。由于郭注《水经》影响较小，《水经注》之名一般专指郦道元注本《水经》。

　　南北朝时特重地理，涌现出不少专载地理的书籍。南北方在文献传播上，也有不少交流。此时撰写地理著作，既存在资料占有方面的客观条件，又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醉心地理、占有丰富文献、具有较高学识的郦道元，再为《水经》作注，亦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经注》。

　　《水经》与《水经注》的关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水经》与《水经注》都属“水经”类文献，《水经注》是《水经》的继承与发展。三国以前，已经出现《尚书·禹贡·导水》及《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说文解字·水部》等专载水道的著作篇章，形成了撰写“水经”的传统（周振鹤：《中国古代撰写水经的传统》）。明代学者杨慎称《水经》“祖述《禹贡》而宪章《山海》”（《水经序》），正揭示了《水经》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同样，《水经注》也是记载河流水道的专书，既然是注释《水经》的文献，无疑也属于“水经”类文献，是继承与发展撰写“水经”传统的代表性著作。

　　第二，《水经》与《水经注》在文本上紧密相连，互相依存。《水经注》注释《水经》，二者文本天然紧密相连，自不待言。《水经》单行本在《隋书·经籍志》中已不见载，唐代以后郭璞注本《水经》亦佚失，郦道元注本《水经》则因其内容丰赡为学者所重，而得以流传。换言之，《水经》赖《水经注》而流传至今，没有《水经注》，恐怕《水经》也不会为今人所见。《水经》与《水经注》文本的紧密关系，在《水经注》的流传中，还有很明显的体现。如，《水经注》长期存在“经注相混”的问题，主要是郦道元注文被误认为《水经》文字，这对阅读和研究此书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直到清代中期才基本廓清经文和注文。又如，唐宋人在征引《水经注》时，往往不太区分《水经》原文与郦道元注文，径称作《水经》。早期流传的抄本、刻本《水经注》也都径以《水经》为名，并题“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直到明朝中后期，才有以《水经注》为名的刻本行世。

　　第三，《水经注》是《水经》内容的丰富和延伸。郦道元评价《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以“辄述《水经》，布广前文”（《水经注序》），就是表明他对《水经》所载相对简略而感到遗憾，注释《水经》，是希望增广它所记载的内容。事实上，郦道元注文篇幅三十倍于《水经》，记载河流十倍于《水经》，完全达到了“布广”的目的。上文提及《水经》到《水经注》书名的转变，恰恰说明了郦道元注对《水经》原文在内容上有极大的扩充，乃至“喧宾夺主”地被世人单独认为一部书。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水经》文本的注释方式，可分为“考经之实”与“补经之无”两类。“考经之实”即在注文中考证、阐释经文的相关内容，可以再细分为默认、确认、并陈、解释、正误等方式。默认式，即直承经文而言，不再重复经文所言及的水地关系，径注以政区沿革等旁及内容；确认式最为常见，即在注文中再说一遍与经文相同的水地关系，此时往往将“某县”改称为“某县故城”；并陈式，即与经文所载并陈，有时更加以考辨；解释式，即解释经文所记载的水地关系，在全书中并不多见；正误式，即指出经文在此处的记载有误，并加以改正。“补经之无”，即在注文中补充经文未载内容，注文经文没有直接相应者，即记载经文未提及之水地关系的文句，可视为“补经之无”的文句。“补经之无”文句的内容可分为增补经文所未提及的干流水地关系（详述河道）以及增补经文未载的支流情况（增广河流）两类。“补经之无”文句数量要远多于“考经之实”文句。

　　由是观之，《水经》可谓《水经注》之根本。我们在阅读、研究《水经注》时，也应当怀有阅读、研究《水经》的理念。

　　既然《水经》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凭依，那么前文提出的问题，答案就很明白了：“脉水寻经”的“经”，指的就是《水经》。郦道元使用“脉水寻经”一语的本意，是研究、考察水道，来验证《水经》记载的准确性。我们可以借用此语，对其语义略加阐发。

　　首先，多数的研究者正是“脉”着《水经注》的研究，“寻”到《水经》的相关问题。对《水经》的研究，从学术上是对《水经注》研究的拓展，从学理上却又是《水经注》研究的前提。其次，“脉水”与“寻经”可以分别指代实地考察与文献考证两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二者相辅相成，都是必要的手段。这也是郦道元以亲身实践撰成巨著给后来研究者的启示。再次，“水经”类文献都是记载河流水道的，都是“脉”着“水”而形成的“经”。脉水寻经，乃成“水经”，这一类文献具有共同的特点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自《水经》到《水经注》，是一种对“脉水寻经”的传承。《水经注》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做相关的研究，编纂相关专业书籍，也应该传承这样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