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雷

　　“反特”的全称应该是“反击特务”。这一名词的出现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印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破坏新中国的大好局面。反对敌对势力成为当时一件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也成为了文学影视作品的表现主题之一。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涌现出大量此类题材文学作品。比如，儿童文学作品有《两只小孔雀》《草原上的小雄鹰》《小海勇和他的爷爷》《猛子》等，表现了云南、内蒙古、西沙海岛和北方山区的孩子和暗藏的阶级敌人做斗争的故事。

　　“反特小说”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历史记忆的书写。这类作品与侦探小说和探险小说有相似之处，有着推理、解密和冒险等共同的基本元素。但“反特小说”对文本的情节设计、人物形象塑造、故事主题的提炼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宏观的社会面貌的描述和丰富的细节描写，小说情节很容易被设计为力量悬殊、正义必胜的斗争，人物被写成面目模糊的群像，主题则会简化为“敌我较量”。《看不见的电波》很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作家并未因为阶级立场而特意渲染阶级的冲突，也没有将人物进行简单的对立。三个孩子顽皮淘气，身上有着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他们遵守着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玩着那个时代才有的弹弓和拍烟壳的游戏，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们时时提高警惕，像成人一样防备着敌特的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从三个孩子对无线电的兴趣入手，入情入理地讲述了一个儿童视角的“反特”故事。

　　魏和平、蔡新国和大嘴不仅是同班同学，也是同住一个院子的邻居。魏和平和蔡新国是好朋友，常常和大嘴有一些小打小闹的冲突。小说中他们的主要矛盾是制作无线电矿石收音机，三个人从开始争夺一个零件到最终互相帮助，小说看似圆满地处理了人物的纠葛，但同时却引发了另一条“反特”的线索。魏和平和蔡新国对无线电矿石收音机的痴迷，使得他们不断研究和探索，进而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不但发现了电波的噪音能够传递信息，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密码的破译，因此意外地捕捉到神秘的电波信号，发现了敌特分子。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为故事的发展增加了许多障碍和意外，使得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可读性。

　　“反特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机智勇敢，个性鲜明。小说中的三个小主人公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让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魏和平和蔡新国是铁哥们，两个人胆大心细，富有正义感，做什么都在一起。大嘴的父亲是特务，但他并不知道。大嘴自尊心强，不肯认输，他的绝活是将拳头塞进嘴里。小说中的几个成人形象也非常出彩。大嘴的父亲有个口头禅，和大嘴说话的时候总爱说“贵才，我的孩子，理想不理想。”他是一个身体胖，脸也胖，穿中山装，胸前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位市政设计院的首席工程师却是一个特务。马叔是公安局安插在大嘴家的卧底，这是一个信仰坚定、做事果断的人。但因为他的行为隐秘，被孩子们误以为是特务。警察李叔的形象是这个故事里最不受欢迎的人。他不尊重也不信任魏和平，如果不是老大爷写信说明魏和平没有偷他的钱，他会一直误会魏和平。

　　反特题材小说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和情节模式。其情节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如：发现蛛丝马迹——侦查推理——决定行动——行动失败——重燃斗志——再次侦查推理——抓获特务。《看不见的电波》也是这样的情节结构。经过三个孩子对无线电的热爱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充分铺垫后，作者让他们进入了解密的阶段。儿童的推理能力毕竟有限，因此有了很多误判。这些误判加上警察李叔的不信任，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令读者产生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用带有京味谈话风的叙述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不仅让故事的叙述风格亲切灵动，像是在听一个小男孩喋喋不休地讲述，同时也让故事充满了悬念。

　　总之，《看不见的电波》为中国儿童文学画廊添加了新的文类，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格局。其以儿童文学的书写方式完成了一段历史记忆的想象与呈现。（余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