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珊珊 (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

　　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不仅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而且在古代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彼此交流较多，起源于中国的制瓷技术和中国产的瓷器在中国本土以外的生产与使用也最早出现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它们是中国瓷器走向世界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文化影响的开始。

　　陶瓷始出国门

　　4世纪末5世纪初，约为日本古坟时代，朝鲜半岛东渡日本的陶工便带去了灰色硬陶技术，这一技术源自中国江南地区的印纹硬陶，经由朝鲜半岛进入日本，日本称作“须惠器”。

　　5世纪后，中国陶瓷便已输往日本和朝鲜半岛。早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百济就与汉晋王朝素有往来，目前所见的考古出土实物为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二号墓出土的晋代越窑青瓷羊形器和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的南朝青瓷黑釉瓷。此地区出土的六朝陶瓷遗迹已达10余处。而日本目前出土最早的中国陶瓷为九州长崎县壹岐双六古坟遗址的北朝白釉绿彩连珠纹碗和奈良石上神社出土的绿釉连珠纹碗。

　　唐风东渐 福惠百代

　　7—8世纪，是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的时期，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社会各方面无不充满着浓郁的唐风。日本正仓院收藏有众多唐代以来延续至今且流传有序的珍贵宝物,堪称“唐代文物的地上宝库”。在作为贸易登陆地的日本福冈县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平城京（今奈良）和京都多处遗址中出土了数十件中国唐三彩和绞胎陶器。遗址性质多为都城官衙、寺院和祭祀址，说明器物的使用等级较高。器物类型陶枕数量居首位，兼有盘、碗、盒、砚台、佣等。8世纪日本在陶瓷方面对于中国的模仿最好的当属平城京周边为仿制唐三彩应运而生的奈良三彩。虽与唐三彩在胎质、釉色和施釉技法上均有区别，但奈良三彩作为最初成功模仿中国的陶器在日本本土也得到珍视。因日本奈良县东大寺的正仓院藏有57件日本国产三彩釉陶器，故奈良三彩又被称作“正仓院三彩”。

　　日本九州福冈县的鸿胪馆于奈良到平安时代作为古代外交迎宾馆以接纳来自新罗、唐和日本使节及无数的僧侣、客商。或许正是这一性质致使此处出土有中国及朝鲜半岛的不同品种陶瓷器。8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期（约同中国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四个世纪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九州和近畿（平安京）地区出土了中国越窑系青瓷、邢窑、定窑的白瓷以及磁州窑白釉黑彩瓷、景德镇青白瓷和福建的天目茶碗等。作为日本绿釉瓷生产中心的猿投窑在10世纪生产的绿釉陶器，其器形和品种被广泛认为是受到了中国越窑青瓷的影响。不管是施釉还是无釉，许多罐、瓶、碗、钵等与越窑器形均保持一致，且兼刻越窑同元素的暗花花纹。尤其是以当地的陶器生产技术模仿来自中国越窑的玉璧底，更反映着中国瓷器在日本的影响。

　　与此同时越窑制瓷技术也于唐代传入朝鲜半岛，时任青海镇大使的张保皋从中国浙江地区将越窑制瓷匠人掠入朝鲜半岛，约于9世纪末朝鲜半岛开始生产的高丽青瓷带有浓重的越窑青瓷特点，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发现的玉璧底青瓷碗，在器形、烧造方法和匣钵上都与越窑系玉璧底青瓷碗极为相似，肉眼很难辨认。所以，我们既可以说高丽青瓷是越窑瓷器移地生产的结果，也可以归入越窑系。或许是因为越窑制瓷技术的直接传入，朝鲜半岛生产的玉璧底系青瓷区别于日本猿投窑对于越窑系青瓷器物外形的间接模仿，胎土、釉料、釉色等方面均与中国越窑系青瓷更为接近，学术界称这种高丽青瓷为素青瓷。

　　自此开始，高丽的青瓷器技术不断进步，在越窑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模仿耀州窑、汝窑等同时期中国名窑场的技术和器物造型，不仅模仿越窑秘色烧造了“高丽翡色”、以汝窑为原本生产出了狮子型盖的青瓷香炉等名品，还受珍珠地划花技术等的影响独创出了镶嵌青瓷，成为高丽青瓷的特色之一。到南宋时期“高丽秘色”青瓷被称为天下第一。

　　12世纪早期日本九州的贸易港口众多，太宰府、平安京等地也出土有中国南方白瓷、景德镇青白瓷、定窑白瓷、磁州窑白釉黑瓷、耀州窑（或为广西西村窑）、福建黑釉盏等。12世纪中期至14世纪则有龙泉窑及同安窑系青瓷、福建黑釉盏出土。龙泉窑此时的出土情况呈现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占所出土中国陶瓷器总数的50%。

　　同时入南宋求法的日本高僧究其佛法之余亦学习了中国种茶、制茶的技术及茶宴礼仪，归国后在日本广泛传播，致日本在茶具、茶道等茶文化方面都有较大改进。日本镰仓时代禅僧入宋修行时由中国浙江天目山一带寺院带回的一类黑釉瓷茶盏在日本此后的茶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传世宋代建盏名品曜变中前三甲和最好的油滴名品全藏于日本，毫无疑问这是日本学习宋代茶道的结果。受此影响，在12世纪末，日本濑户窑继承了猿投窑灰釉技术，经过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逐渐成为日本生产最上乘陶瓷器的产地，可以模仿中国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福建青瓷、白瓷和黑釉瓷，产品在日本全境流通。被尊为日本“陶祖”之称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在中国习得黑釉瓷制作技术归国后成功烧制出“濑户天目”，便是模仿了中国茶洋窑、建窑等天目盏的造型及胎釉纹饰。

　　无独有偶，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后期（约为南宋至金代），通过使臣、僧侣、商人交流的中国景德镇青白瓷、建窑黑釉瓷、定窑白瓷在朝鲜半岛亦偶有出土。朝鲜半岛此时较之日本不同，出土的中国陶瓷器中鲜少有青瓷，或许因为朝鲜半岛生产的高丽青瓷正处于发展的全盛期，足够满足内需。

　　朝鲜半岛生产的高丽青瓷经过早期模仿中国南北方窑口产品后又发展出高丽青瓷独有的镶嵌青瓷、青瓷铜画、铁花青瓷、画金青瓷等品种，且器形之繁多较中国瓷器有过之无不及，于12世纪中期到13世纪前半期达到空前全盛。

　　反观高丽青瓷在中国境内的墓葬、城址、沉船、窖藏中均有发现，出土的器物时间从12世纪早、中期一直跨越至15世纪，产品类型从高丽青瓷发展之初的素面青瓷到高峰期的镶嵌青瓷再到没落期粉青砂器皆有之。出土地点遍布全国，南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南宋宫殿、寺院遗址、使馆遗址，北方的内蒙古、吉林、辽宁、北京、山东等地的遗址以及辽、金、元代墓葬中都有高丽青瓷的身影，流入中国的高丽瓷器使用人群以王室、贵族及高阶层人士为主。

　　在浙江杭州的原南宋皇城遗址以及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中都出土有高丽青瓷，刻有“贵妃”等铭文字样，且作为用于“燕礼之饮”的器具有相关文献记载。高丽青瓷已经以朝贡的方式进入到南宋宫廷瓷器的使用体系中。元代时高丽曾进献描金瓷器，元世祖下令不要再用金在瓷器上作画，但1297年成宗在位时高丽却依然进贡了描金瓷器，从中可以看出它备受偏爱。

　　不仅素面青瓷在早期文献中受到充分的赞誉，此时期的高丽镶嵌青瓷在世界陶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产品更是流向中国和日本。1975年在韩国木浦新安海域发现了一艘约为1323年的元代最先进的远洋航船，它是当时亚洲发现的最大的一条古代沉船。此船是由中国庆元（现宁波）港启航，前往日本博多港，途径朝鲜半岛时因天气原因沉没在今韩国新安海域。这一发现在当时引发了极大轰动。韩国自1976年到1984年对其先后进行了10次发掘，出水文物全面为我们揭示了元代航海贸易航线、贸易商品种类和规模。从侧面也印证了此时期这三个地区间贸易之庞大，交流之紧密。船上装载最大宗的货物当属中国龙泉窑青瓷，达数万件。沉船出水的瓷器种类通过与同时期绘画中的器物比对，充分验证了其使用时代和使用场景。此船的发现揭示出日本市场对于中国陶瓷产品的选好，且值得关注的是，船内同时发现有7件高丽青瓷，充分肯定了高丽青瓷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

　　从独领风骚到交相辉映

　　继青瓷输入朝鲜半岛并开始生产，使中国的瓷器走向世界之后，又过去500余年，明代时中国的青花瓷器和生产技术也一同流入朝鲜。此时朝鲜为生产青花瓷器不仅在中国购买中国从波斯进口的“回青”，而且模仿中国使用土青，开始了对中国青花瓷的模仿。16世纪日本制陶者伊藤五良大辅随使节至中国景德镇学习瓷器制作技术，归国后在日本开窑制瓷，称“伊万里窑”。17世纪初期，朝鲜陶瓷匠人李参平在日本泉山发现了烧制瓷器最为重要的原料——陶石，成功仿制出中国景德镇青花瓷，被称为日本最早的瓷器。伊万里生产的青花瓷早期模仿了朝鲜李朝青花瓷风格，笔调较为粗放。

　　日本和朝鲜半岛生产的青花瓷器形、纹饰均受中国陶瓷影响。纹饰多表现自然的花卉、文人高士和佛教道教等元素。虽然其生产的青花瓷也使用了松竹梅和缠枝莲纹饰，但构图上与中国略有差异。原料配方上，中国的青花瓷除了使用瓷石，最为关键的是加入了高岭土，且青花釉料的品种也更为多样，因此在胎质的细腻程度和青花呈现的发色上也有所不同。

　　同时，日本濑户窑对于龙泉窑青瓷的仿造也达到了顶峰。江户时代中后期，以京都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也出现了一批烧造龙泉青瓷的名家，并在日本境内各地推广制瓷技术。日本佐贺县锅岛藩也开创了被称为日本官窑的“锅岛藩窑”，后来还以中国景德镇烧造的五彩瓷盘为原型，为权贵烧造了五彩瓷盘，该窑场生产的瓷器胎质极为细密，纹饰画工规整，与中国景德镇窑生产的官窑瓷器质感不相上下。其窑炉为龙窑，采用官搭民烧的模式进行，窑主金武氏自称来自中国江南地区，本姓武，因为烧造瓷器技术优异被赐日本姓。

　　日本伊万里窑的陶瓷匠人东岛德右卫门从中国福建泉州学得瓷器彩绘技法，日本陶艺家喜三右卫门与其父试烧成功了日本第一件五彩瓷，于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获藩王赐名“柿右卫门”，“柿右卫门”后来已成为日本赤绘瓷的代名词。此时的日本陶瓷窑口也可谓遍地开花。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其引入欧洲，广受市场欢迎，同中国瓷器一样受到德国麦森瓷厂和英国切尔西瓷厂的模仿。日本真正的瓷器制作虽起步较晚，但它吸收了许多中国制瓷技术并迅速发展，在中国明末清初出口萧条的时期，日本瓷器代替了中国瓷器并满足欧洲及其他地区的需求。自此日本外销瓷进入辉煌时代，在世界陶瓷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改变了中国瓷器独领风骚的局面。

　　中国和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在一千多年里对于古代陶瓷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且此交流严格说来并非中国对后者的单向输出，从高丽青瓷在中国也有出土可看出陶瓷文化交流是双向的。

　　故宫研究员王光尧在《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一文中提出，古代中外陶瓷技术交流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表现为单纯输出，即上文提到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境内出土的中国陶瓷器或中国境内出土的高丽青瓷。这一层级因未产生技术层面的交流，所以对输入地瓷器生产技术的扭转影响较为有限。第二层级为技术的外传，如日本奈良三彩对于唐三彩的仿制，濑户天目对于中国福建地区生产的黑釉天目盏的仿制，日本众窑长期对于中国龙泉窑系青瓷的仿制，伊万里窑对于中国景德镇青花瓷的仿制和朝鲜半岛高丽青瓷对于中国南北方各窑口的仿制等，均达到了技术层面的传播与交流。既然为仿制，则说明其技术核心仍然以当地的制瓷技术为依托进行，输出地的制瓷技术直接传入的占比较小。第三层级则是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作为标志的技术输出。如因为有中国浙江越窑技术纯熟人员的直接参与，将越窑青瓷生产技术传入高丽，才使其相较于同样仿制越窑青瓷的日本似乎更得真传，产品面貌与越窑青瓷更为接近。所以技术交流的本质是多国间人群的交流。

　　中国古代瓷器技术交流针对日本与朝鲜半岛完成了上述三个层级后使得技术接收地的陶瓷生产如鱼得水，甚至产品技术发展到最后与技术输出地交相辉映。一方面中国陶瓷影响了日本及朝鲜半岛陶瓷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以陶瓷为媒介的古代物质文化交流置于全球视野来看，三个地区间的陶瓷生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互滋养、共同发展，推进了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