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出版了原稿影印版的《戴密微教授与饶宗颐教授往来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刊布了两位学者交往20余年中共80封往来书信。这些珍贵的书信见证了中外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互鉴，更是国际敦煌学史研究的珍贵档案。然而，这本《书信集》出版后并未能在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戴密微教授信件的原文亦鲜见译文披露，这无疑是敦煌学研究的一大遗憾。今天，我们再次阅读这些余温长存且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书信，必将帮助我们对国际性显学——敦煌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书信集》第一、二部分为“戴密微教授致饶宗颐教授书信”，写信时间自1957年1月26日至1978年6月26日，共收录45封，原件由饶宗颐基金会保管。其中法文信14封、英文信30封、法英文各半的信1封。15封为手写件，其余的为打字稿。第三部分为“饶宗颐教授致戴密微教授书信”，时间自1966年8月17日至1978年10月11日，现存共35封，均为中文手写，原收藏者为戴密微的女儿。

　　细读这些信件，我们不难发现，敦煌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共同参与、通力合作。戴密微与饶宗颐结识于1956年8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上。作为法国汉学、敦煌学大家的戴密微十分关注饶宗颐的研究情况。在1957年1月26日戴密微与饶宗颐的首次英文通信中，戴密微向饶宗颐的慷慨赠礼表达感谢，据笔者查证，饶宗颐所赠礼物就是1956年出版的《巴黎所见甲骨录》。会议结束后，戴密微邀请饶宗颐同游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内，饶宗颐第一次阅读了敦煌曲谱，这为此后二人合作出版《敦煌曲》埋下伏笔。在1962年12月24日的通信中，戴密微提到关于“敦煌曲”研究的内容，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期待看到你关于敦煌曲和佛曲的论文”。1970年10月16日，戴密微在法文信件中表达出对《敦煌曲》出版进度的担忧：“我们的敦煌曲还没有更多进展！……敦煌画的照片很快会发给您……当然，如果你能用自己的书法写文字就更好了。”

　　戴密微在77岁高龄时，对亲自从事《敦煌白画》的编译工作已觉力不从心，于是，他在1971年4月27日的法文信件中对饶宗颐说自己“身心疲惫，已力不从心”。1972年2月9日，戴密微在来信中逐一安排好《敦煌曲》新书分发事宜，同时牵挂着饶宗颐《敦煌白画》的研究进展。根据《书信集》所收录信件的时间线索，饶宗颐在1974年12月23日用毛笔写信向戴密微汇报了正在为法国远东学院进行的三项研究工作，其中第二项是关于敦煌的研究内容。在1975年4月2日，戴密微信中提到他们组织了一个官方的研究小组，研究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敦煌手稿。此后的每封信中，饶宗颐都会谈及《敦煌白画》的完成进度。如1975年7月25日饶宗颐给戴密微的去信中说道：“李克曼兄之《白画法译》已完成大部分。”通过以上信件我们可知，《敦煌曲》《敦煌白画》等学术成果是在两位先生的相互帮助、鼎力合作之下完成的，同时也是因为后继有人不断接力才使敦煌学声名鹊起，成就斐然。

　　细读这些信件，我们不难发现，自1900年6万余件敦煌遗书流失海外，给中国学者造成巨大的创伤和困难。饶宗颐在《敦煌曲引论》中写道：“承戴密微教授取得影片，俾资补录，尤为难得。”这里的“影片”是指戴密微向其提供了较为难得的苏联科学院所藏之敦煌曲词《还京洛》《长安词》的照片。关于这些照片，1967年5月28日戴密微在法文信中谈道：“我终于收到了列宁格勒的缩微胶卷,并刚刚通过空运的方式将它们给您邮寄过去了。这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将他们宝贵的敦煌复制品送到国外,我希望这第一个举动（能）被其他人所跟随（效仿）。”

　　众所周知，1900年6月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大部分文献先后流散至英、法、俄、日等国。而流散文献迟迟得不到公开，不仅给我国学者带来诸多困难，也制约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步伐。

　　细读这些信件，我们不难发现，中外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中都具备力求穷其源流的治学态度。在1968年12月26日的英文信件中，戴密微提出：“今天上午，我已把《敦煌曲》的全部材料交给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印刷机构。”同时，戴密微请饶宗颐抽时间回答他写在另一张纸上的问题。这封信的内容说明饶宗颐对戴密微在翻译他们合作撰写、出版《敦煌曲》时提出的问题肯定是给予了答复。但遗憾的是，本书信集未收录戴密微列有那些疑难问题的附件，也未能收录饶宗颐的回复。在这封信的后半段，戴密微写道：“我想这部《敦煌曲》将是部质量上乘的著作，同时我也希望你将不会忘了另一部关于‘敦煌白画’的书。”同时，戴密微表达了自己的请求：“我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希望能像第一部那样在我有生之年为其出版尽一份力。”

　　而对于戴密微心心念念的《敦煌白画》，1976年6月17日，饶宗颐开篇即说到一幅画作的内容辨识问题，还有两封饶宗颐给戴密微的去信说道，白画“若干小疵，均已经改正……”从以上信件内容我们可见中外两位学者治学“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态度，樊锦诗先生称饶宗颐“先生身上体现出了学术宗师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大力推动敦煌学的发展，也使饶宗颐成了国际敦煌学的有力推手和卓越领袖。

　　两位先生书信来往共同探讨敦煌学研究的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内地的研究停滞阶段，而以饶宗颐先生为代表的港台地区的学者异军突起，才使得中国与英、法、俄、日等国的敦煌学交流未曾中断，保持了延续。《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一书指出，《敦煌曲》不仅为敦煌曲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对后来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而《敦煌白画》以考察法藏敦煌白画为中心，进而探讨了白画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首次对这批材料做了系统的深入研究。这部著作视野开阔，立意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