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代代电影人以光影为媒，制作出一部部绚丽多彩、异彩纷呈的电影，造就香港“东方好莱坞”的美誉，让“香港电影”的名号响彻全球。虽然曾在上世纪90年代陷入低谷，但香港电影在困境中坚守、创新，在回归之后乘着政策和环境的东风，实现了又一次腾飞。

　　过去25年里，香港电影和电影人如何深度融入内地电影工业？内地广阔的市场和资源，如何帮助香港电影走出困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背景，香港电影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就此，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及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视艺术研究院院长陶冶。

　　【出路】合拍片渐成香港电影产业主流

　　说起香港电影的繁荣，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用了“时势造英雄”五个字来形容。

　　吴宇森的血色浪漫、徐克的天马行空、周星驰的小人物喜剧……香港电影产量高、题材多、创作上不拘一格，使其有着迥异于其他地区电影的独特面貌，也因此获得“东方好莱坞”的美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电影的最大优势在于创意和制作。我们这么小的地方，最高年产纪录可以达到400部，每天起码开拍一部，而且题材十分多样。不同的题材能够吸引到不同地区、不同口味的人，因此香港电影曾有一段时间受到全球瞩目。”田启文说。

　　香港电影从来都不只是“香港的电影”。跟香港经济一样，香港电影产业同样具有外向型的特点，外埠市场非常重要。在港产片最卖座的1992年，其外销收入为18.6亿港元，高于本地收入12.4亿港元。田启文在20世纪70年代入行，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起落兴衰：“‘花无百日红’，香港电影靠着它的独特优势一路发展，到了某个临界点，就开始暴露很多问题。首先是制作成本变高，导演和演员有了名气，酬劳自然是要涨的；拍得贵，自然卖得也贵。但当时外销市场经济下滑，承受不起高价格，就不买港片了，转而兴起本土制作，香港优势慢慢削弱。而回到香港本地，好莱坞大片的到来又抢占了香港电影的市场。”

　　香港电影产业在迫切找寻出路的时候，正好遇上内地市场的开放。2003年所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成为公认的香港电影转折点。协议生效后，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不再受到20部引进大片的限制。CEPA协议于2004年实施后，《无间道3：终极无间》成为首部内地与香港同步上映的合拍片，除了刘德华、梁朝伟等香港原班人马，还有内地实力派演员陈道明担纲重要角色。影片上映头三天，内地票房突破2000万元，香港票房则超过1200万港元。此后，CEPA又陆续签署补充协议，包括香港商人可以在内地投资电影院、允许合拍电影在香港制作等，合拍电影逐渐成为香港电影产业的主流。

　　田启文与内地团队合作多年，他对香港和内地的融合深有体会：“有什么市场能够比14亿人口的内地市场更好呢？更何况我们同宗同源，合作更加便利。内地人多、资源丰富，非常有利于拍摄。”CEPA协议签署至今已经19年，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合作形式愈发多样，题材、制作、演员、资本逐渐无分彼此。2019年，《廉政风云》《扫毒2》《叶问4》《新喜剧之王》四部合拍片稳坐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前四位；位居内地电影票房总榜首位的《长津湖》，就有徐克、林超贤两位香港导演的参与。

　　【适应】寻找内地与香港观众 都有共鸣的题材

　　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视艺术研究院院长陶冶分析：“CEPA协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规定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可以享受内地电影的待遇，有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制片方可以获得更大利益。原先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是700万人口的香港和六七千万人口的东南亚市场，CEPA之后却可以背靠14亿人口的广大市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陶冶谈到，回看香港导演的北上之路，有两名导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陈可辛：“在找寻适合两地观众的题材上，陈可辛花了很大力气。他在2007年的作品《投名状》和2009年的作品《十月围城》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整合了香港人和内地人对于同一段历史的记忆，找到了两地观众都有共鸣的题材。自从1842年被割占之后，很多内地所经历的历史大事件，香港都没有经历过。但你看《十月围城》，这部影片选用了孙中山来香港这个历史事件做切入口，讲述了香港各界志士共同保护他的故事，这是内地和香港观众共同的历史记忆。”第二个是徐克：“徐克在2014年拍了《智取威虎山》，他把一个样板戏题材拍成了一部007式的商业类型片。电影在商业化之后一定会变成类型电影，以前内地更多的是把电影当成艺术、当成文以载道的表达，但香港电影人把一套商业类型片的拍摄手法带到内地来。”自此之后，一种新的合拍形式开始流行起来：内地提供题材，香港电影人进行类型化创作。

　　“尽皆过火，尽皆癫狂”，这句来自美国知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的评价，成为香港电影最广为人知的标签。而田启文认为，香港电影人并非“为癫而癫，为狂而狂”：“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市场认可。拍片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观众和市场，也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行业的自我尺度，知道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最重要的是拍好一部戏，得到观众认可。这是一种良性的生态。”在这种生态下成长起来的香港电影人，练就的一身拍商业类型片的好本领，成为他们融入内地电影工业的“撒手锏”之一。在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之后，香港电影人接触到更多样的题材。林超贤成功打造了改编自湄公河大案的《湄公河行动》和改编自也门撤侨行动的《红海行动》；刘伟强先拍了《建党伟业》，后来又拍了《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徐克和林超贤共同参与了《长津湖》和《水门桥》的拍摄，两部电影共收获超过97亿元票房。田启文说：“以前香港制作人基本没有办法接触一些军队题材，这种题材是要国家专属单位支持的，不然根本立不了项。但现在你看《长津湖》，徐克、林超贤、陈凯歌三大导演一起拍，当中有两个是香港导演。我相信国家逐渐意识到，电影首先是个商品，就算是主旋律题材，也可以用商业化的包装，让观众更易感受家国情怀。”

　　【交融】增进了解争取更大的创作空间

　　从学界角度来看，陶冶认为香港电影一直都是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常用‘南方电影’或是‘华南电影’这个概念，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香港制片、广东放映就已经是颇为常见的现象。早期的香港电影更是沿袭了广州和上海这两大中国电影重镇的人才和技术。可以说，香港电影始终传承着中国电影的血脉。”陶冶说，“我不认同香港电影式微的说法，香港导演一直都是中国电影的导演，只是他们现在通过北上的方式获得了新生。”

　　在陶冶看来，文化意义上的香港电影，在未来可能会融合成一种新型的中国电影：“比如《少年的你》代表中国香港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而这部影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香港电影。《七月与安生》《一点就到家》之类的影片，其实就是香港导演所拍的另一种商业类型。香港创作者的格局一打开，就会发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拍的题材实在太多了。”

　　回归25年来，香港和内地在电影领域的融合越来越好。香港导演可以拍内地故事，内地导演也可以操刀香港故事。深圳导演白雪在2018年执导《过春天》，关注跨境学童、“走水货”等横跨内地和香港两地的社会现象。而曾国祥执导的《七月与安生》改编自内地作家安妮宝贝的小说，许宏宇导演的《一点就到家》更是紧贴时事，以青年创业和乡村脱贫攻坚这两个热门话题，搭建起一个鲜活的中国青年故事。田启文说：“香港是外向型文化，香港电影人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视野和触觉都是世界性的。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会知道什么片子找什么导演拍，更有竞争力。”

　　田启文曾担任四年的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2021年换届后，会长由古天乐担任，田启文成为发言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涵盖了整个电影工业的不同领域，底下共有12个大会、2个小会。田启文表示，总会的目标是整合力量，推动全行业的进步，避免内耗：“总会成立了22年，我们做了不少事，比如向相关部门争取权益，向从业者介绍最新的电影技术等等。我们希望能够提升香港电影的竞争力。”担任会长的四年间，田启文大力推动内地和香港的信息互通，让香港电影人更了解内地情况，也试图为香港电影人争取更大的创作空间：“我做会长的时候，每个月组织开一次会，把内地政策、市场变化等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做的是资讯沟通和整合的工作，希望让从业者更加紧贴时代。比如说我们国家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那是不是可以让电影工作者了解到这些信息，也多拍一点这些题材呢？有时候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合拍片变成了古装和警匪题材独大，因为这两个片种相对有竞争力，而且稳定。这就需要香港和内地多沟通，了解各自的想法，香港电影人才能更有空间施展所长。”

　　【未来】发挥“大湾区电影”的独特优势

　　2019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继CEPA协议之后，香港电影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纲要》中提到，要充分发挥香港影视人才优势，推动粤港澳影视合作，加强电影投资合作和人才交流。“大湾区电影”概念浮出水面，并在过去的三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博纳影业集团、英皇娱乐陆续在广州设立大湾区总部，博纳落户大湾区后推出的首部作品即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以2020年初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真实事件为基础的《中国医生》。以大湾区为纽带，内地题材与香港影人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由邱礼涛执导、刘德华主演的《拆弹专家2》在2020年年底上映，成为首部票房破10亿元的广东出品电影，该片更在第34届金鸡奖上收获最佳剪辑奖。英明文化项目负责人吴蔚表示，英明文化多年来深耕粤港电影合作，在发挥港澳电影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的同时，注重对内容进行把关，挖掘影片深度，“希望香港和内地有更好的融合，在工业化过程中建立系统的管理和生产，突破地域局限，形成‘大湾区电影’的概念”。广东的老牌电影企业——珠江电影集团也正依靠大湾区的东风再度起飞：由珠江电影集团主投主控的电影《暴风》讲述上世纪30年代汕头秘密交通站的一段红色往事。影片讲述广东故事、在汕头取景，由香港导演陈嘉上执导，香港演员陈伟霆与内地演员王千源共同主演，无疑是大湾区电影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陶冶认为，建设大湾区电影任重而道远：“广州提出要建设‘中国电影创作的第三极’，建立一套影视生产的生态系统不是易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广东在两个方面非常有优势，一个是动漫产业，广东企业累积了喜羊羊、熊出没、开心超人等一批优秀的动画IP；一个是数字技术，未来的电影有很大一部分将是数字化创作，就像《阿凡达》一样，真人和动画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我们要建一批全国领先的数字影棚，未来就有筑巢引凤的机会。粤港两地的优秀创作者或许就可以在大湾区利用这个优势好好发展。”

　　而在田启文看来，大湾区电影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我们必须想清楚大湾区电影的定位是什么、要怎么做。首先，岭南文化和粤语电影一定是大湾区电影的方向之一，这类型的电影可能地域性较强，我们可以做成中小型的影片，不一定非得做大片。第二，我们要考虑大湾区电影是否可以做外销，如果只是内销，跟其他地方的电影就没区别了。第三，大湾区电影能否得到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从而更好发挥香港电影人效率高、懂得抓热点的优势？又比如税务是否能给予一定减免，让制作成本降低？对我们香港电影人而言，遇到合适的题材，没有人会抗拒机会。我们应该各自发挥所长，不要单打独斗。”胡广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