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雪山的“另类登山史”

　　【《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现在广为人知的‘梅里雪山’这一名称，是20世纪50年代的错误标注……在当地，人们称梅里雪山为卡瓦格博。”人类学学者、云南省博物馆前馆长郭净在近期出版的新书《登山物语》中写道。

　　一座山峰，两个名字，源于“外来者”与“当地人”的认知差异。而发生在这座雪山上的山难，在不同地域与文化的视角下，更是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近日，郭净对话《中国新闻》报，讲述他为何在梅里山难发生31年后依然不停止追问，以及人们在后疫情时代为何仍需要探索：不同的文化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如何和谐相处？

　　1991年1月，在云南、西藏交界的山脉腹地，来自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队员在登顶梅里雪山途中失踪。7年后，登山队员的遗体首次被发现，后证实因遭遇雪崩，全员遇难。这是人类现代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难。十年后，梅里雪山的登山活动被禁止，这座比珠穆朗玛峰海拔低2000米的雪山，成了百年现代登山史上人类唯一未登顶的山峰。

　　2012年，郭净写就《雪山之书》，从梅里山难入手，讲述外来探险与开发活动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读者被书中50万字描述的滇西北藏地文化所震撼，但郭净却觉得自己写得太“浅”，雪山太深奥。

　　十年后，这位67岁的民族史、人类学学者出版《登山物语》一书，聚焦于山难本身，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以更多维的角度来看待这场灾难。

　　如今，人类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互相理解，不同族群之间如何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如何相依共存，依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郭净希望通过重新审视31年前的那场悲剧，“撞击阻碍人们相互理解的顽石”。因为，“唯有如此，新的时代才可能到来”。

　　以下为郭净对话《中国新闻》报文字实录。

　　《中国新闻》报：从《雪山之书》到《登山物语》，您说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通过对一场山难的研究，来探寻人与自然、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和沟通的秘密，追问自由旅行的意义和它带来的后果”。现在您得到答案了吗？

　　郭净：文化研究其实就是探讨文化与自然、文化与文化相处的奥秘。每个文化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逻辑，由此建立起自己的认识论，这套认识奠基于该文化所处的生态和人文环境。所以，文化与文化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因此，文化冲突难以避免。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逐渐确立了彰显个体价值的文化共识，这个共识被探险运动的蓬勃发展放大了。所谓“垂直”的登山，是追求个人价值和自由旅行的极致方式。但被公众忽略的是，反对登山的当地人也有一套共识，那就是“神山不可冒犯”，其极致的表达，是“平行”的转山。

　　登山挟持着全球化的威力，是强势的。而曾经普遍的“神山信仰”(涵盖藏族、羌族、纳西族、白族、汉族、夏尓巴人、印第安人、日本人等)却日益边缘化，成了前现代的“迷信”，在世界登山史的叙事中沦为边角料。“登山”和“转山”的冲突只是表象，深层的问题是：“神山信仰”的基础是什么？这种地方性的共识在当今有无价值？我们撰写“另类登山史”，就以此为出发点。

　　《中国新闻》报：如果说外来的登山者与当地山民存在观念上的冲突，那么面对卡瓦格博，在“征服”(垂直登山)和“敬畏”(平行转山)这两个选项之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吗？

　　郭净：去年，我们在昆明举办了纪念梅里山难30周年的系列讲座，段建新、王衎、小林都参加了(注：段建新为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厨师，因留在大本营未参与登顶而幸存；王衎为登山队中方遇难队员王建华的儿子；小林全名为小林尚礼，与多名日方遇难者同属京都大学登山队，未参与当年登山活动，后长期参与遗体搜寻工作)，他们和与会的藏族朋友多有交流。

　　我们还策划了小林尚礼有关图书的翻译和出版，背后促成此事的，正是德钦的藏族友人和文化部门。翻译者是蒙古族学者乌尼尔。这说明，登山者和转山者是可以在经历磨难之后达成相互理解甚至合作的。

　　《中国新闻》报：您曾解释当地山民“平行转山”背后的世界观：山的空间是平行分布的，各个层次空间不能跨越，一旦跨越就会产生灾祸。有读者对此有疑问，如果说传统信仰是基于长期认知形成的，就应该会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变化。小林尚礼接受采访时举过一例：2004年春天，他听说有村民又发现了登山队员的遗物，但没有联系他或村支书，而是向日本游客兜售。在您的观察中，雪山下的居民近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

　　郭净：所谓传统信仰，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从我1996年到迪庆调查以来，变化一直在发生。最大的变化是，商业性的旅游和生产活动带来当地农村生活形态的巨大改变，由此造成社区互助关系的削弱，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信仰观念和仪式行为的变化。

　　当地的“神山信仰”本质上是适应卡瓦格博地区雪山、森林、干热河谷三大自然景观资源分布，以内外空间划分的方式，限制人类开发活动的一个综合管理体系。“信仰”是这个体系的核心。虽然受到剧烈的冲击，这个体系出现了很多裂痕，但它没有瓦解。关键的因素是信仰还在。当地人关于登山的种种批评可作例证。

　　村民找到遗物，以前是收在家里，后来有人拿出来兜售，大概是受了旅游的影响。我调查过美国飞机掉在冰川的历史故事，那时找到的东西都要上交土司。现在土司没了，游客来了，便有人拿出来卖。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负面变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并不奇怪，也不独特。但我总提醒自己，我们眼前看到的，只不过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片段，而一副完整的图景，需要经历几代人才会显现，不要急着找结论。

　　《中国新闻》报：近几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等环保议题受到关注。您很早就在云南开展乡村影像记录项目，如“乡村之眼”、数据库、藏地生态影像培训等，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在视频类社交平台，有一些少数民族博主介绍家乡风貌的视频人气很高。对于这种传播方式，您怎么看？

　　郭净：新中国的动态纪录影像传播，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胶片纪录电影(1950年代初-1980年代中期)，前期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为代表，后期以“文革”后的一批民族志电影为代表。

　　二、模拟录像纪录片(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后期)，以央视等电视台和民间制作的一批纪录片为代表。

　　三、数字摄像纪录片(1990年代后期至今)，有数千部作品，大多数是独立制作。

　　四、手机短视频(近10年)，它打破了官方对影视语言的垄断，为大众喧哗的发声提供了最重要的渠道。问题是绝大部分作品局限在商业和娱乐的框架内，和独立纪录影像倡导的精神和思想尚有很大差距。我本人还未看到真正有启发性、原创性的作品。或许有，但被喧闹声淹没了。

　　《中国新闻》报：2003年，您担任云南省博物馆馆长时创办“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您当时介绍其“不追随主流话语”，目的是“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该影像展后来停办了。这种记录社会变迁的形式后来是否得到延续？

　　郭净：“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从2003年到2013年共举办五届。如今，各地仍有一些长期坚持的小型放映会，我们偶尔有合作。挂靠在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云之南”团队被解散后，相关活动没有停止。团队成员参与了广西民族博物馆和中国民族博物馆两个民族志影像展的策划，这两个影展中的社区或乡村影像单元继承了“云之南”的传统，此前在国内外的影展中都没有这类单元。

　　另外，我们从2000年开始做的村民影像培训，从2007年以后逐渐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乡村之眼”团队接替，发展成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至今仍在做相关公益活动。

　　【人物简介】

　　郭净，1955年生，民族史博士，退休前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博物馆前馆长，“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创办人。著有《雪山之书》《西藏山南扎囊县桑耶寺多德大典》《中国面具文化》等，影像作品有《卡瓦格博传奇》系列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