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清楚，在哪个临界值，高温热浪会把人击垮。它不像洪水那样汹涌而至，也不像空气污染那样，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展现其危害。有人说它是慢刀子，可它的伤害又是立竿见影的。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7月以来，我国至少有26人死于热射病。武汉20岁的大学生郭腾旭倒在下班的第6分钟。那是7月9日，郭腾旭打暑期工的第3天，一大早，武汉中心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湖北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以上”。他照常到厂里搬运组装货架，他的同事说，那天厂子闷热，只有电风扇，“但是没什么用”，常感觉脸在发烫，工作却没停。

　　当天17时30分下班后，郭腾旭去公司附近的沙县小吃就餐，倒下了。120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他被诊断为热射病，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浙江，余姚34岁的张公前倒在出租屋里；在陕西，西安56岁的建筑工人王建禄倒在回家路上；在四川，南充患有慢阻肺病的七旬老人倒在没开空调的家中。

　　他们所在的市、县都曾发布过高温预警信号。预警，常被认为是应对气象灾害的“第一道防线”。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现，在预警发布前后，有很多被忽视的细节——来自我们应对高温热浪的规章制度、预警系统、科普宣传，甚至是生活经验，都影响着悲剧的发生。

　　缺乏“针对性”的高温预警系统

　　刚刚过去的7月，全国共发布6.8万条预警信息。今年“高温红色预警”的发布量增幅最大，是去年同期的7.5倍。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高温下变身蒸笼，超过9亿人被笼罩其中。

　　气象部门是最先感知到高温信号的。按照相关规定，当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时，气象部门将启动高温预警，以提醒公众和相关部门，警惕高温。8月12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高温预警的最高级别，次日，中国气象局就启动了高温三级应急响应。

　　气象地图上，出现一个明显的红色“伤口”，持续两个月未退。新闻上说，因为高温，动物园里的黑熊更愿意躺在水里，猴子爱上了舔冰，南京一只老鹰中暑坠入江中，杭州的蚊子都少了。这是罕见的。8月12日，重庆发布了“高温中暑一级预警”，当地媒体称，这是这个城市首次发布这一信息。

　　其实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与高温的交手已愈发频繁——1998年、2003年、2013年、2017年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政府也在想方设法发出预警，并予以应对。而不少气象专家都表示，高温热浪，会是未来数十年的新常态。

　　在中国，普通人夏季最为熟悉的是由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黄色、橙色、红色预警（以下简称“高温三色预警”），以及由气象部门与卫生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警”。这两套高温预警机制均已正式施行15年。

　　以“高温三色预警”为例，预警信息的发布内容一般包括，名称、图标、标准和防御指南。

　　当某日某地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40℃时，触发“高温红色预警”，防御指南包括，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停止户外露天作业（除特殊行业外）；对老、弱、病、幼人群采取保护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特别注意防火。

　　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警则依据温度、湿度等气象条件，预报高温气象条件对人体中暑的潜在影响。

　　但在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黄存瑞看来，目前的预警系统缺乏针对性。

　　“预警系统多只针对气象，结合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很少，且较为简单，尚存在优化的空间。”这个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研究的教授说，“还需要重点关注脆弱人群，做出精细化预警。”

　　“（目前的高温预警系统）针对性确实不够。”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许小峰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只是一个面向大众的预报。”

　　一项曾发表于《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称，约50%的调查对象了解极端高温天气的发生，但是并不会改变行为，他们常不认为自己是易感人群，因此，应该对易感人群加强健康风险信息的传递。

　　“中暑是高温热浪造成的最常见的健康危害，但中暑死亡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黄存瑞告诉记者，“高温热浪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的发病和死亡风险，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某些职业人群对高温热浪更加敏感。”

　　被低估的高温健康风险

　　很多研究都在表明，高温天气下，日均气温每升高1℃，不少疾病都会恶化，这种危险甚至是致命的。

　　例如，有研究称在北京的夏季，“日平均气温每升高1℃，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量增加25.7%”；“日最高气温每升高1℃，心脑血管疾病急诊人次增加4.2%”；“温度超过19℃后，每升高1℃，腹泻的发病数增加7.2%”。

　　一项发表于2012年的研究称，热浪侵袭期间，济南心理疾病的日就诊人次显著上升，另一项发表于2020年的研究也发现，热浪来时，上海精神分裂症住院人数增加。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气温升高，与自杀发生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糖尿病的死亡率也明显升高。

　　“整个高温热浪过程，都会带来了这种超额死亡的风险或者诱发多种疾病的发生。”黄存瑞说，“目前，我们远远低估了这种风险。”

　　过去的70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升温速率为0.26℃／10年。这是8月3日举行的中国气象局8月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

　　“最近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01℃。”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佳双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升温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而2021年，中国地表平均气温较常年值偏高0.97℃，为1901年以来的最高值。

　　对于眼下中国正在经历的高温，当时那场新闻发布会上的评估是：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第3强，仅次于2013年和2017年。10天之后，新的预计称：这场高温综合强度将为1961以来最强。

　　一项由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于2022年3月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共有16299人因异常热浪而发生全因死亡（指一定时期内各种原因导致的总死亡——记者注），另外，据估计，死亡相关经济损失总额为613.04亿元。

　　如何应对未来高温热浪的频繁威胁，早已不只是气象部门的事，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公共卫生问题。

　　黄存瑞参与的一项研究称，过去40年间，中国高温热浪相关的死亡负担增长了4倍，且东中部地区的死亡负担更重。而这种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热浪发生频率上升、人口增长和老龄化。

　　在黄存瑞看来，应该建立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这样更加有利于公众获取有针对性的气候服务，从而降低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威胁。

　　许小峰同样觉得，“加强事前预测，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应是减少灾害影响的重要环节。”

　　亟待推广的高温与健康早期预警系统

　　实际上，过去20年间，中国一直在尝试建立“更具针对性”的“高温与健康风险预警”系统，只是相关的预警业务一直未能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推广建设。

　　从过往的媒体报道来看，过去的21年间，不断有气象部门、卫生部门、环境部门对媒体公开提及过“建立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的早期预警系统”。最早是在2001年，上海建立我国首个“热浪与健康监测预警系统”。

　　上海市气象信息与技术支持中心主任谈建国曾主导这个WMO（世界气象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项目研究。

　　那时，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刚起步不久，1995年，美国费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建立起高温与健康风险预警系统（通常被称为HHWS——记者注），有研究结果表示，1995年至1998年间，该系统估计挽救了 117 条生命。随后10年间，除上海外，美国华盛顿、意大利罗马、加拿大多伦多都尝试建立这样的系统。

　　“但是这套系统的预警结果一直未正式对外公布。”谈建国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起初也尝试过推广，但后来发现，这套系统比较复杂，没有高温三色预警那么直接明了。”

　　但那次尝试推动了2011年“上海市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的建立。谈建国说，该实验室至今仍提供面向公众的健康气象服务，有哮喘患儿的家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都会提前收到疾病风险预警。

　　“既往的高温预警、中暑预警系统通常使用最高气温或者热指数确定高温天气，只考虑温度、相对湿度对人体的作用，没有考虑其他气象要素的综合作用。”黄存瑞说，“事实上，人体对高温热浪的反应是多种气象要素综合暴露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个气象要素的作用。”

　　2013年，一套更为复杂，也更具针对性的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由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牵头，在深圳、南京、重庆、哈尔滨建立试点。

　　曾参与该系统研发与建设的一位研究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被选中的4个试点城市，位于不同的气候带，具有不同的气候特征。

　　“虽然气候整体上都在变暖，但在不同的气候带，气候特征不同，它对健康的影响也会有差异。”该研究人员说，“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哈尔滨，死亡风险显著增加的日最高温度阈值是29℃，但南京是35℃，深圳是33℃，重庆是34℃。不同地方死亡风险显著增加的温度阈值是不一样的。”

　　当年，研究人员收集了气象、空气质量、死亡与发病等历史数据，采用数学模型建立各城市高温热浪与不同疾病之间的预测模型。

　　该预警系统中包括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中暑、总健康风险5类预警，“是根据文献以及我们自己的数据分析筛选得到的高温热浪的敏感疾病”。

　　“建立这种预警系统的意义就在健康风险防控的关口前移。”那位研究人员说，“实现高温热浪健康风险早预警、早知道、早防护。”

　　风险预警被划分红、橙、黄、蓝4级，当预警达到相应级别时，预警信息会提示，某种疾病的风险级别、对应的响应级别，以及针对不同人群的应对建议。预警信息利用电子显示屏、短信、QQ群、微信群、网站、气象台等多种方式向卫生系统、社区、学校、医院等发布。

　　“相当于（让预警）更有针对性了。”该研究人员表示，“比如南京的社区有‘健康小屋’，有比较全的居民健康档案，（医生）会针对重点人群有一个随访和风险提示。”

　　在南京，研究人员曾在项目运行期间做过一项对比研究，“发现预警社区的高血压患者相关症状发生率是明显低于非预警社区的。”

　　“死亡是热浪相关健康效应中后果最严重的健康效应终点，而以患病为健康终点的预警预测更具有公共卫生学意义。”一篇研究该系统的论文称。

　　据了解，该研究项目已于2016年结束。只是这套系统一直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但在深圳，早期预警系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示范社区推广应用至全市范围，并于2017年将“高温热浪健康风险指数”向公众发布，并展开常态化服务，而南京的综合干预模式向江苏盐城推广应用。

　　“因为所选试点城市配合度都比较好，整个过程比较顺利。”上述研究人员说，“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系统持续运行中的经费和项目支持，目前主要以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的结余经费支付运维费用。”

　　“希望看到能够有像深圳一样，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把这个项目持续下去。”该研究人员说，开展社区干预是很耗费人力物力的，也需要资金和政府支持，“难在坚持”。

　　当年，这个项目是WHO协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GEF，在全球7个不同地理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首个全球性适应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的试点研究项目之一。

　　这个项目的成果得到了WHO、WMO等国际组织的充分认可，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进行汇报交流，被WHO和WMO引用并作为特色典范向其他国家推广。

　　从后来陆续发表的论文来看，该系统进入试运行状态后，在部分城市总呼吸系统和总心血管系统疾病预警效果并不理想，但对中暑、儿童呼吸系统发病、65岁以上人群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预警准确率较高。

　　从总体上看，预警系统信号运行状况良好，“初步实现了早期预警能力，但仍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一篇针对该系统的研究论文总结道。

　　“其准确性主要取决于气象、空气质量、死亡和发病等历史监测数据，以及气象预报数据的准确性。”那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建模过程中未获取到的其他因素，以及人群相关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的提高等都可能带来影响。

　　许小峰觉得，在应对高温天气上，国际上与我国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基础科研方面，国际上有许多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在政策支持上也有一些优势，如资料的共享与获取，要相对容易些。”

　　2021年8月27日，中国气象局印发了《高温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5年）》。北京、江苏、浙江、广东、重庆5省被选为业务体系建设试点省份。这些业务体系建设包括，“建立基于预警信息的高温敏感地区、人群的预警发布策略模型；建立高温环境健康气象风险预报预警业务”。

　　“总体上，国内的高温热浪健康风险预警系统起步相对较晚，模型尚待开发和优化。”在黄存瑞看来，部分城市的试点，是日后开展全人群、多病种、全区域高温热浪与健康风险预警系统的基础。

　　待优化的常规预警

　　目前，需要优化的还不止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系统，人们最常见的、也正发挥主要作用的天气预报、高温三色预警，也有优化的空间。

　　“现在的高温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信号，已经可以在热浪预警中发挥非常好的作用了。”谈建国觉得，“核心的问题是大家能够把这个预警信号用好。”

　　在许多地方，人们会怀疑，气象局提供的天气数据并不真实，甚至猜测“气象局高温低报”，“不敢预报40℃以上的高温”，“为了不停工，不给高温补贴”。

　　“压低温度预报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这可能与实际体感温度有关。”许小峰告诉记者，“气象台都是以观测站百叶箱里的温度为准，与每个人在不同地方感受的温度有所不同。”

　　对于气象站的建设，国家有严格的建设标准：下垫面有一定面积的浅草平铺，温度计置于百叶箱内，避免太阳直射并保持通风，而百叶箱离地1.5米。

　　“体感温度主要是取决于4个要素，气温、辐射温度、风、相对湿度。”谈建国表示，湿度在高温状态下对人的影响就好比蒸桑拿，蒸干桑拿的人，能够承受的温度极限，比蒸湿桑拿的人高。

　　温度差异背后的另一个问题是热岛问题，谈建国告诉记者，通常，天气预报的温度，比城市中心或者说热岛中心的温度大体要低1℃到2℃。

　　这是由于过去的20余年间，城市化建设等因素影响到气象监测环境，许多城市的气象代表站也被迫外迁。一些气象代表站多位于郊区。

　　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提高自动气象站的密度，来实现对气象状况的更精准的预报与监测。

　　以深圳市为例，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信息显示，7月24日，深圳的最高气温为36℃。而深圳市气象局官网的气象服务信息显示，当天龙岗街道15时的气温为39.3℃。

　　这其中的差别在于，深圳市气象局官网的气象数据，采集自密度更高的“自动气象站”，对各个街道的气温均进行实况采集。

　　《高温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2021-2025年）》也提到，要建立精细化网格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监测业务，将全球高温实况产品分辨率提高至5公里，中国区域提高至1公里。

　　如今，在一些天气预报App中，“体感温度”常出现在预报信息中，有时会高达50℃，这一般会高出气象温度5-10℃。而各地气象部门在发布天气预报信息或高温预警信息时，较少提及体感温度。

　　在经过7月的高温热浪天气后，8月4日，湖北气象局发布了湖北省首个体感温度预报，其中随州当天最高体感温度比最高气温高出9℃。

　　10多年前谈建国就曾提过，地方气象部门可以尝试发布“体感温度预报”。“但实际上全国各地很少做，因为个体的体感温度差异大，预报没有统一的标准来检验，也挺难。”

　　“体感温度更科学一些，应该推广。”许小峰说，“若能提供体感温度，基本可以替代WGBT指数仪的功能，应更有效。”

　　WBGT指数仪是一种用于“综合评价人体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的设备，其基本参量包含气温、气湿、气流和热辐射等。一些长期面临高温作业的工厂，为了避免职业中暑的发生，常在厂房内摆放WBGT指数仪，当指数超过一定限值，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长，甚至停工来避免伤害。

　　尽管《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中对工作场所高温作业WBGT指数测量、职业接触限值等做出规定，但并非所有用人单位都不折不扣地执行。前不久，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机构检查了353家用人单位，其中有6家未按要求落实防暑降温工作。

　　而在一些普通的工厂，随着极端高温更频繁地出现，当其遭遇高温气象条件时，也常面临“高温作业”的情况，中暑事件也时有发生。

　　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统计的因热射病而死亡的病例中，不少人曾在因高温气象条件而形成的室内高温作业环境下工作，并非传统的“高温作业”。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更专业、更细致的一些政策来应对。”许小峰说。

　　在许小峰看来，现有的“高温三色预警”机制，面对不同人群、不同领域、不同的工作环境，如何确定预警标准，改进措施，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对于不同群体发表有针对性的预报是必要的，仅靠目前提供的大众化公共预报是不能满足需求的。”许小峰觉得，“要针对需求提供专业预报服务。”

　　“但这属于一个服务细化的问题，服务的细化往往不是都要通过公共发布，公共发布不可能那么细。”许小峰觉得，“现在许多商业的服务内容开始增加了，比如花粉过敏指数，有些企业愿意把这个产品加工得更好、更细、更有针对性，那发挥市场的作用其实也是可以的。”

　　沉默的高温中暑事件预警

　　在天气预报、高温三色预警、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警、高温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之外，中国还有一套“高温中暑事件预警”机制，但很多人并不熟悉。

　　从2007年8月1日起，“高温中暑病例”就被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范围。而高温中暑病例的直报，也成为是高温中暑事件预警机制的重要一环。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一套与“高温中暑事件”有关的网络直报系统会启动。

　　与传染病的报告制度类似，医疗卫生机构发现高温中暑病例后，需填写《高温中暑病例报告卡》，于当日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络直报系统报告。对于无网络直报条件的医疗机构，在当日以最快方式将《高温中暑病例报告卡》报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温中暑事件的责任报告人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的相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乡村医生、个体开业医生。这一制度自2007年《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印发后开始施行。

　　在气象系统任职的35年里，许小峰印象最深的事就是，2003年“非典”事件发生后，国家开始了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工作，他曾参与其中。2006年1月8日，我国发布并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后来各部门也都制定了专项应急预案，包括气象部门。

　　“高温天气也是在那时正式列入应急管理的事件序列，为后来的加强预警，并采取应对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小峰说。

　　预案要求各级卫生、气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根据本地的实际工作情况，编制有针对性的高温中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高温中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规范。

　　记者注意到，一些市县多年前便公布了本地化的预案，一些市县去年、今年陆续制定、公布并实施“预案”，也有一些市县至今尚无法查询到相关预案。记者了解到，有部分地方气象部门、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预案并不熟悉，甚至表示，“以前真的没有了解过”。

　　一个曾经出现过热射病死亡病例城市的卫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省里、市里都没有具体的预案，但现在在执行国家2007年公布的预案，包括高温中暑病例的网络直报系统也在运行中。

　　“高温中暑事件”的预警，是这项预案的重要内容。

　　预案对“高温中暑事件”的监测、报告、预测、预警，以及预警信息的发布做了详细的规定。

　　预案将“高温中暑事件”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一般（Ⅳ级）四级，“达不到Ⅳ级标准的，原则上不列入突发公共事件范畴”。

　　预案要求，卫生、气象行政主管机构要建立联合预报、预警机制。“一旦发现高温中暑气象条件或高温中暑事件的苗头，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高温气象条件预报或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

　　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的发布，还将影响到发生地“应急响应”的启动。

　　根据《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对于高温中暑事件的分级标准，当“24小时内，1个县（市）区域内报告中暑患者100人至149人，或有1至3例死亡病例发生”，当被列为“较大高温中暑事件（Ⅲ级）”。

　　高温中暑事件级别达到Ⅲ级，且高温中暑气象预报级别达“较易发生中暑” （高温中暑气象等级预警为三级时，描述为“较易发生中暑”——记者注）以上，高温天气还有持续或加重趋势的，则满足“高温中暑事件三级预警（黄色预警）”的预警标准。

　　但记者通过检索查询相关城市的“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在2022年媒体公开报道出现过1例及以上热射病死亡病例的城市，并未发现当地气象与卫生部门通过媒体公开发布过“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记者向其中一些城市的医院急诊或卫生部门核实，确认了“高温中暑病例”网络直报系统的存在与运行。

　　武汉一位急诊科医生告诉记者，当遇到中暑病例，医生填写病例单时，电脑页面会自动弹出“高温中暑病例报告卡”，必须在填写报告卡后，才能完成后续的诊疗。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急诊科7月13日收治6例热射病患者，当天晚上有两人不幸去世。

　　7月11日，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三级预警”。

　　两种预警信号所涉及的地区均包括重庆市大足区。据当时的预警信息，7月12日至16日，重庆仍将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大足区等地，易发生高温中暑。

　　但记者并未从公开渠道查询到，重庆市或重庆市大足区卫生与气象部门联合公开发布过“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

　　“我认为还是一个部门间的联动问题，不应该存在不公开的问题。”许小峰告诉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相关制度建设应是基本到位的，而实际差距往往出现在应急联动环节，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完善。出现了问题，往往也是改进工作的最佳时机。”

　　“（中暑预警）信号和事件是两码事情。”重庆市某县卫健委应急办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进入8月后，她所在的县也发布了“高温中暑三级预警”，“就是提醒你注意预防（中暑）”。

　　而高温中暑事件预警信息的出现，意味着已有可列入“突发公共事件”范畴的中暑事件出现，而发布高温中暑预警信息的卫生、气象部门需合作联动，向高温中暑事件发生地人民政府提出事件的防控建议，指导、督促高温中暑事件发生地的卫生、气象部门积极开展相关应急工作。

　　上述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自己2015年工作以来，到目前并未遇到过中暑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县疾控中心每周一会汇总上周本辖区高温中暑病例情况，报送到县卫健委应急办。“（病例数量）达到一个级别了，他们要跟我们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要跟政府，跟市卫建委报。”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从国家到地方，包括各部门，都制定了应急预案，各级政府也都成立了应急部门。之所以发生一些脱节，关键还是抓落实不够。”许小峰说，“这种应对需要各部门的联动，气象、卫健委，当然也包括政府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共同推动这个事情。”

　　在黄存瑞看来，《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目前较少见到中暑事件预警，还是应当加强高温中暑事件的监测、预警和报告。

　　“（中暑事件预警）可能只是在疾控系统内部。”黄存瑞觉得，“但不对外公布，可能导致公众预防中暑的意识薄弱，以及各政府部门的风险认识不足。”

　　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温中暑事件，经由直报系统，最终汇集到各省疾控中心与中国疾控中心。由此而来的一些数据，展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风险。

　　一项关于2006年至2012年间济南市所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发现，在6年间共报告的158起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染病事件126起，高温中暑事件19起，但高温中暑导致的死亡人数占46.34%。

　　记者在2014年至2019年间发表于《疾病监测》杂志的“8 月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需关注的传染病风险评估”相关文章中找到了部分涉及全国的“高温中暑病例”报告数据。

　　这些数据是中国疾控中心统计的、截至当年7月31日的全国报告高温中暑病例的数量。2014年全国报告高温中暑死亡病例26例，2015年16例，2016年63例，2017年144例，2018年89例，2019年76例。

　　相关文章发现，我国高温中暑主要发生在每年七八月，这两个月的中暑病例常占全年的90%以上，中暑死亡病例数常占据全年死亡总数的97%以上。

　　气候变化下的水土不服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今的夏天已经不像传统的夏天。中国东部地区很多地方日最高气温罕见地突破历史极值，比如太行山东侧的灵寿、正定，日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4℃，上海自有气象记录150年以来，超过40℃的天气第一次达到6天。

　　最高气温还在不断刷新最高纪录。人们本渴望在日落后迎来舒爽的夜风，但夜间温度也在升高，在重庆沙坪坝，有气象数据显示，凌晨的温度也超过36℃。

　　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气象局副局长阿地力·苏拉衣曼对这种炎热非常熟悉。在新疆托克逊县，夏日气温超过40℃，是常见的事情。刚刚过去的7月，托克逊有19天，最高温度达到40℃以上。这里深处吐鲁番盆地，属于温带荒漠气候，以热著称。

　　“我们这儿中暑的一般都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很少。”阿地力·苏拉衣曼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因为他（游客）没有经历过这种像我们土生土长的从小就是那样的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或者说这种经验，都是养成的，千百年来，肌肉都有记忆。”谈建国说，“好多人水土都不服，那不仅仅是拉肚子的问题，其实是陌生人到从来没有到过的新的气候环境里头了。”

　　如今，当热浪蔓延到更多地方，一些传统方法已不再适用。

　　“2003年欧洲热浪，死了好多人，就是因为适应不了变暖后的气候。”谈建国说，“以前欧洲温带海洋性气候，不会很热，家里都不用装空调。”

　　“从历史上来讲，我们房屋设计并没有应对过热，而是为了保暖。”英国一位从事能源和建筑研究的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国际能源署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热浪的侵扰，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过去10年的空调拥有量在迅速上升。

　　“（应对高温）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有空调。”谈建国觉得。

　　重庆璧山68岁的保安冯思元，倒在“只有风扇，没有空调”的门卫室；河南开封54岁的洗碗工韦巧连的工作厂房里，“一个冷风机悬在头顶”“制冷效果也达不到”；福建泉州44岁的车间女工，倒在“没空调但通风条件还可以的”工厂；湖北武汉20岁的大学生暑假工郭腾旭倒在下班后的第6分钟，而此前工作了一天的厂房“有风扇，没空调”。

　　“当室外气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风扇是没有用的，仅仅通风其实已经起不到健康保护的作用。”黄存瑞说。“气候变化让地球大气系统紊乱了，人们过去的很多经验已经不再适用。如果超出我们的应对能力范围，就会带来额外的健康风险。”

　　“普通人的气候素养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曾参与高温与健康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研究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在不同城市做前期调研时发现，不少人没听说过气候变化，也不知道“高温热浪是什么”，不清楚高温对自己身体或疾病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有些人不看天气预报。有一年夏天项目执行期间，去哈尔滨，正好赶上一年中较热的几天，有时去饭店吃饭，发现空调制热不制冷。

　　2019年有研究者比对了欧洲16个国家的高温与健康预警系统，并发现，“宣传教育是预警系统成功的关键因素。”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预警系统，不过是“热浪健康计划”的一部分，其他部分通常包括科普、利益相关方的干预、长期规划等。

　　谈建国觉得，把现有预警系统利用好的关键还在于科普，想要针对脆弱群体提高预警的精准度，也需要更多的科普。许小峰同样觉得，“科普工作不足，影响了社会对高温应对措施的认识和理解。”

　　“在极端天气增加的背景下，应考虑一些超过以往预期的情况发生。”许小峰告诉记者，“对于极端事件应考虑加大防范力度。”

　　仅从2022年来看，超预期的情况，也正越来越多发生。

　　就在8月15日，中央气象台的全国气温实况排行榜上，前10名的上榜线提升到了43℃，在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常居榜首的吐鲁番不见踪影，重庆奉节以44.4℃位居第一。

　　不少气候变化专家的共识是，1.5℃是全球平均温度升高的临界值。如今，人类正将自己推至悬崖的边界——1.11℃。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