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

　　八年前，这句出自《皮囊》里的一句话刷遍了朋友圈和微博。八年过去，《皮囊》销量已逾400万册。

　　《皮囊》之后，蔡崇达交出了《命运》：上一部书中那位“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的阿太，成为了故事的主角。

　　写《皮囊》时，蔡崇达不甚有名，作品给文坛带来惊喜。如今，《命运》的亮相可谓轰轰烈烈，推荐者中大咖云集：这是另一本《活着》；它涉及中国人生命根性……

　　但，对读者来说，最好还是让作品发言。

　　一

　　蔡崇达说，八年前的那部《皮囊》，是青年的自己，在内心的伤口盛开成即将吞噬自己的巨大花朵时，又一次试图召唤人间的话语来疗愈自己；而在《命运》里，他不仅想看到阿太、父亲和自己，他还希望每个人能看到每个人，能够从过去看到将来，“所有人的灵魂上所有的伤口，一起像花一样盛开，开得漫山遍野、震古烁今。”

　　或许也是因为青年时期蔡崇达的年轻气盛，《皮囊》里的阿太冰冷得近乎不近人情，她“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在葬礼上，眼看着女儿的躯体进入焚化炉，阿太“也只是乜斜着眼”，因为她“很舍得”；把不会游泳的舅公直接扔海里，舅公差点溺死，骂她没良心，她却说，“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

　　而《命运》中的阿太，在坚硬的皮囊之下更多了一份阅尽人生千帆后的随和，就像刘德华在《命运》新书发布会上所言，“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探索，对抗，和解，不就是命运的一部分吗？《命运》值得大家慢慢去品尝。”

　　《命运》中的阿太蔡屋楼，一生可谓坎坷。但蔡屋楼性子倔，不信命，当她第一次听闻神婆预言她将“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她撸起袖子大骂，要找“命运”吵一架，随即展开了与命运咬牙切齿的搏斗，讲述了近一个世纪的沉默寡言的爱与矢志不忘的告别。

　　阿太——这位旧社会出生的普通中国农村女性，不识得几个字，没上过几天学，但她说的话、做的事，以及关于生和死、神和鬼、灵魂有无等等的探讨，都包含着独特且不可复制的地域文化内涵。

　　比如阿太谈及人生，她说一辈子，会认识很多朋友。一出生就可以认识饥饿、认识占有，然后是忧伤、烦恼，再来有欲望、爱情，然后有的人开始认识责任、认识眷念、认识别离、认识痛苦……她说，它们都是很值得认识、很值得尊重的朋友。

　　她回忆衰老的过程，说，开始关上一盏盏灯，你会发现自己的脑子一片片开始黑。有时候你可能只是在炒菜，突然想，哎呀，我哪部分很重要的记忆好像被偷偷关掉了……当你生气的时候，抬头看看，衰老那家伙已经在笑嘻嘻地看着你了。

　　“那种包容、平和、无喜无悲，跟命运握手言和的姿态非常打动我。”《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这样描述阿太给予她的感受，“有飞翔的姿态，不是匍匐在人间大地上写人间烟火，总能从滚滚红尘中飞翔起来。当你真正认真咀嚼消化以后，它神奇地参与了你精神骨骼的构建。”

　　二

　　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似乎都离不开对生命的诠释，也无法回避死亡的问题，对生命的全方位关注也是蔡崇达文章的一大特点。

　　在《命运》中，阿太关于“死”的态度和传统文化中对于死亡“哭天抢地”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她对死亡的自然的、开放的态度，甚至达到了无喜无悲的境界。

　　《命运》里，阿太从六七十岁开始，就和老姐妹们组团观摩别人的死亡，成群结队勾肩搭背，像一起去上学的幼儿园小朋友，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看别家的老人是如何“两腿一蹬”离开人世的。等的时间久了，阿太反而期待和寻找着自己的死亡来，时常念叨着：“哎呀，它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付秀莹为《命运》的生死观感到震惊，她说，“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以她的方式参透死亡，正是参透之后才表现出巨大的冷静，甚至有一种巨大的喜悦和欢乐在里面……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民间的智慧。”

　　这样的死亡观也许来源于蔡崇达对“死亡”的独特体会。在蔡崇达幼时，他的阿太曾经告诉他，人死后会变成半空中的一朵花。所以，他在每个所爱的人离开后，都会看着半空寻找花朵，他相信，“每个‘逝去’都是有去处、每个尽头背后都是有开始的。”

　　长大后的蔡崇达，对“死亡”有了更深的体会。30岁生日那天，蔡崇达在大英博物馆参观“Living And Dying”的展览：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们最后时刻的面容。看着这一张张面孔，蔡崇达突然想病逝的父亲。

　　蔡崇达回到北京后，开始撰写关于父亲的文章，“也是从那篇文章（写父亲的《残疾》）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而这也是理解自己的最好方式，因为路过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三

　　《命运》出版后得到许多名家的评价与推荐。当初为《皮囊》作序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完全没有想到《皮囊》会如此畅销。等到《命运》的出版，李敬泽十分乐于再次为它作序推荐。

　　“《命运》写的就是我们生命里、我们精神中一个几乎没有被充分言说的底部逻辑……他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支配着我们祖先的是什么？也能够让我们领悟到支配着、支持着、激励我们祖先的那些东西，实际还在激励着、支撑着我们的生命。”李敬泽说，他没有想到《皮囊》能像《平凡的世界》那样成了很多人的人生之书和信念之书。

　　这种信念，在文学评论家徐刚眼里，交织着柔弱与坚毅，他拿贝多芬同名交响乐作比，认为和贝多芬的《命运》相比，蔡崇达的《命运》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异，主人公不是非常虚妄的、要做自己命运主人的女性，“我觉得她是非常柔弱的，柔弱中有一种卑微，但是又非常坚毅的和命运搏斗的信念，我觉得这部小说表达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此，蔡崇达说，创作《命运》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的幸福感是来自于我在很多细腻处、很多内心深处的挣扎、跋涉、努力，甚至稍微调皮……写作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但是我今天知道最深处的细腻处，我们在一起，我们在相遇，我觉得这是作为写作最大的幸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