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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解锁移民区蝶变密码——来自全国最大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区的实践探索

发布时间:2022-10-13 11:53:00来源: 光明日报

  9月29日,一间挂着“工笔画社”牌子的教室内,九年级学生杨艳楠单手执双笔,一支勾勒,一支敷色,两支笔行云流水般在指间切换,一幅竹鸟图正在笔下铺陈开来……

  学校位于中国西北的宁夏中部干旱带,在20世纪末,方圆近百公里还是亘古荒原。经二十多年开发建设,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易地生态移民安置区,是23万移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啥叫今非昔比?都在娃娃们脸上写着呢!”红寺堡四中党委书记郑会平说,以前,西海固的娃娃都是“三蛋蛋”:太阳晒成红脸蛋,嘴里啃着洋芋蛋,裤子露着屁股蛋。这些年,他的很多同事都眼见着自己的学生成了机关干部、人民教师、都市白领或者创业先锋,纷纷感慨:孩子们是移民区的最大“增量”。

  因为教育,移民子弟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至今,刘晓萍依然记得西海固老家“两头见不着太阳”的上学路:她的语文老师,也是当年爸爸的语文老师。

  “一二年级的时候,班上还有几十个学生。到了四年级,全班只剩下7个人。”刘晓萍的记忆里,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都是全能型,兼着音乐、美术、体育、科学等课程。教室是平房,偶尔还漏雨。“冬天最难过,取暖用的是水泥砌的炉子,同学们上学路上都自觉捡柴火带到班里,但好像从来没暖过,大家都裹着大棉袄,穿得跟粽子一样。”

  2012年7月,村庄整体搬迁。

  新学期开学时,刘晓萍随着父母搬迁到两百多公里外的红寺堡,进入弘德燕宝小学读五年级。十来分钟就能从家门口走到校门口,第一次在三层的教学楼里上课,第一次见到暖气片、电子白板。也是第一次考英语,但只得了二十几分。本该三年级开设的英语课,刘晓萍在老家从来没上过。新的环境里,她的进步很快。小学毕业时,英语竟考了满分……去年夏天,从红寺堡一中毕业的刘晓萍,被宁夏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录取。这一年,仅她所在的弘德村,被录取到二本以上院校的,就有34人。

  红寺堡中学副校长石金海至今仍清晰记得,17年前遇到的那位丁姓家长。搬迁前,他雇了一个初中辍学的孩子辅导自己家3个娃,随着这位“小老师”能教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他毅然决定:搬往红寺堡。

  “他女儿高考时已过了20岁,在大部分类似家庭,可能早都嫁人了。”石金海说,上学期间,有个学生把他家儿子的牙打掉了,他请求学校:不要开除打人的孩子,开除他就熄灭了这个家庭的希望。

  2009年,老丁家三个孩子同时考上了大学。如今,儿子丁育才成为红寺堡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在银行工作,一个在学校教书。

  石金海说,过去在南部山区,一些家庭特别是少数民族家庭不让女娃念书。搬出来之后,看到在外面的世界,走一步路都得学会看路牌,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如今,在红寺堡中学,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占到65%,女生比例占到58%。

  通过教育,越来越多移民子女的人生,有了出彩的机会。他们的家庭,也因此得到彻底改变。

  财政优先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振兴乡村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教育的职责和使命。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建设之初的红寺堡,就树立了一种理念:越是贫困,越要把教育作为拔穷根的重要手段。

  当黄河水通过三级扬水提升近300米,汩汩流入这片焦渴大地,人们对教育的渴望和对新家园的期待同时苏醒。

  听说要向红寺堡搬迁的那一年,杨国繁35岁,是西吉县马建小学的老师:“很多人就一个想法——把娃儿们带出来,让他们把书念成。”

  大河中心小学是红寺堡的第一所学校,也是这片亘古荒原上最先开工的建筑之一。近日,当记者走进校园,教学楼、科技楼、学生餐厅、教师周转宿舍有序分布,校园里书声琅琅。

  23年前,1999年2月,这所小学的前身——大河三小开门办学。当时搬迁的人还不多,只来了不到30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只有1个老师,叫高俊新。所有孩子放到一块儿上课,开展复式教学。

  就这样,红寺堡教育以此为起点,在一片荒漠上实现了从0到1。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红寺堡各级各类学校增加到150所,在校学生超过50500人,教职工增长至2431人。

  走在红寺堡的城市乡村,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园,“互联网+教育”成为标配。其背后,是宁夏财政真金白银的全力保障。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孙志介绍,宁夏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9年保持在4%以上,高质量完成了中央“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五年累计投入881亿元,比“十二五”时期翻了一番。

  2017年,红寺堡开始在村庄大规模建设公办幼儿园,实现1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

  “只要村里的孩子达到两个班,就建幼儿园。”红寺堡区政协副主席杨金花说,解决了后顾之忧,移民才能安心外出务工。不然,一家得留一个人看孩子,既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也会影响移民收入。

  走进大河村龙泉幼儿园,一楼拐角处的豆豆班,田艳萍老师正带着孩子们载歌载舞。“刚到这里的时候,孩子们个人卫生很差,有的袜子脱了都能立起来,大部分孩子都用不惯冲水厕所,嚷着要到院子里去尿尿。”田艳萍笑着说,“你瞧,还能看出他们与城里孩子的区别吗?”

  红寺堡还形成了一整套机制,通过工资待遇这个“杠杆”,引导优秀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在财政资金支持下,移民区的教育,在“巩固”“衔接”“拓展”的同时,正在为乡村振兴赋能。

  宁可苦自己,也不误移民

  “那时候可把沙子吃美了。”杨金花一句话把时光拉回到1999年9月。那年,她25岁,从海原县教育系统调到红寺堡,给搬迁的第一批移民子女任教。当时的红寺堡刚刚开发,一片沙海,偌大的沙滩上看不到一棵树,“连根拴驴的桩子也没有”。风一刮,即使只隔几米也“相见不相识”。坐在屋子里,也要戴上头巾,房子盖得不太严实,沙子就从椽檩的缝隙里往下灌。一些男老师和女老师一样,穿后跟开缝的鞋,就为方便清理沙子。骑自行车回家,兜里的沙子能掏出半把来。

  这种恶劣的条件,磨砺了红寺堡教育工作者的韧性。

  2000年中秋节过后,张龙从老家西吉县搬到了红寺堡,在买河第一小学任教,就他和校长两个老师。没有桌凳,也没有教学设施。第一年冬天,学校只拉回去半三轮车煤。为了省出煤给娃娃们用,他和校长在宿舍里瑟缩了一个又一个冬夜。

  至今,很多人依旧记得,最初几年,在红寺堡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句醒目的标语:“宁可苦自己,也不误移民”。一个“误”字,道出了为人师者的警醒与担当。“群众太穷了,一口锅、一卷烂铺盖基本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张龙感慨,孩子就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红寺堡也未曾降低教师的准入门槛。从“老县”调来的老师,一律不超过40岁。2000年年底,和杨国繁一起调到红寺堡的两位老师,就因为超过了年龄而返回了“老县”。

  之后几年,随着移民大量迁入,学生增长很快,红寺堡开始通过招考大批量补充教师。“从2003年至2005年,每年招考100多位老师,大部分都是宁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2003年考入教师队伍的童仲志说,“120多人集训了3天,然后再分配到各个乡镇的学校。当时,我们就在街道上跑操,很有气势。这也让很多人看到,考进来了这么多年轻的大学生当老师,把娃交给红寺堡,放心!”

  每年补充100多名教师,加之此前基数不大,红寺堡教师平均年龄只有35岁,形成了一支有激情、有活力的教师队伍。在这里,苦教的老师和苦读的学生,师生的相互成就,创造了移民区教育的“红寺堡现象”。

  呈现“溢出效应”,民风为此改变

  民风是地理环境和人文生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与思维定式,没有外力的牵引,很难得到改变。

  “2018年9月,从河水小学调至东源小学时我很吃惊。”当卡世明被调至这所“问题小学”时,多少有点想不通。

  “有的孩子真是一点都说不得。”东源村家长“护犊子”出了名,有的学生在学校挨了训,家长会追到学校“骂回去”。久而久之,老师们的积极性也受到很大挫伤。

  卡世明一方面与村支书、村主任及部分村民代表面对面沟通,另一方面,与老师们统一思想、真抓严管,校风校纪和教学质量都大为改观。

  教育的“溢出效应”表现在民风的改善上。一位领导讲了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十年前,正值秋季农田水利建设,玉米棒子掰掉后,一些村民的玉米秸秆还在地里“站岗”,干部就下乡帮农民收割玉米秆。有的村民不仅不帮忙,还在一旁说风凉话:“我们年年都是这样的,你们干部爱干,是闲得没事干了。”

  小手拉大手。孩子们的成长也带动了家长的改变。如今,村民们的玉米秸秆早早被收割成捆,整整齐齐搁在后院,养牛养羊。

  迁入地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成为人口聚集的“牵引器”。在最初的搬迁中,由于迁出区没有“断根”,移民“两头跑”现象比较突出,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大难度。

  “一开始对红寺堡的教育不太信任,今天来两三个,明天来四五个,报够一个班,就开一个班,开学报名得持续两三周。”石金海说,现在周边很多县的家长,都想方设法让孩子来读书。

  这几年,每到秋天入学季,红寺堡都会增加中小学生近千人。在人们用脚为这片斩断穷根的土地投票的同时,一路繁花正在结出累累硕果。

(责编: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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