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对话】

　　编者按

　　自19世纪历史学成为一门职业学科以来，历史学家们遵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开展史学研究，建立起了史学研究的共同体，并确立了相应的学术评价体系。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从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成为推动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力量。历史学家在探知历史真谛、揭示历史真理的基础上，肩负着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准确历史知识和深邃历史智慧的重任。那么，历史学者如何满足社会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或者说二者之间如何寻求契合点呢？史学研究者在提升公众史学素养、促进史学传播方面能做些什么呢？为此，本刊特约几位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对话，以飨读者。

　　嘉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孟钟捷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朱联璧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杜华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周晓菲

　　历史学者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

　　主持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历史研究走向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历史学家成为生产专业历史知识的重要力量，这种专业化是如何形塑历史学的？

　　孟钟捷：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是19世纪以来学科制度化发展的产物。它不仅规制历史写作的方法（如必须撰写学术综述、用注释方式来交代材料出处等），而且还规范了历史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如核心课程、田野考察、写作训练、讨论班等），形成了同行评价的标准（如期刊、学会等）。这一系列做法促进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诞生、发展与成熟。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历史研究者或历史书写者，从问题意识到材料收集，从论文写作到交流评价，尽管并未使用“独特语言”（如自然科学那样的符号、公式），也习惯性地运用一些学术性的概念、理论、逻辑来谈古论今。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专业化意识，是史学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和保障。

　　杜华：从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专业化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化和多样性。传统史学基本上是政治史一家独大，关注重大事件和精英人物，多依靠官方档案，以叙事为主要方法。与之相比，现代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以分析取代叙事。历史学广泛借鉴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工具和理论，对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少数族裔、自然环境、日常生活等被传统史学所忽视或遗漏的人或者事物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学者们也普遍采用更加精确的术语和概念，以更为科学和中性的立场来从事写作。

　　朱联璧：历史学成为职业学科以来，历史学家们遵照学术规范从事学术性历史写作，目标读者通常是同行，以构建新知为目标。同行的评价侧重作品的独创性、前瞻性和结论的适用性，不太关注通俗性和美学价值。对作者而言，如何使用研究材料，如何用恰当的结构、规范的注释、流畅的文字呈现原创观点，展现被湮没的历史事实，都有具体而细致的要求。鉴于目标读者和作者有着类似的知识储备，专业史著既不会铺陈过多不直接相关的常识，也不会追求面面俱到，以期用相对较短的篇幅更有效地传递信息。

　　主持人：在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玛丽亚塔·希耶塔拉曾坦言，今天的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流行文化发达、传播渠道多元的当下，如何传递自己的声音？各位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如何将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呢？

　　孟钟捷：将历史研究与历史普及或传播工作结合起来是当代历史学家的重要使命。专业历史学家应该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主动了解公众对哪些历史知识感兴趣，哪些流行的历史知识存在问题，勇于以大众的话语来传播学界共识，祛魅存真，答疑解惑。进一步而言，历史学家要主动学习各种适合公共历史传播的方式方法，即运用公众史学的手段，来提升正确历史知识的接受度。正确的历史知识只有在表现手段、呈现方式等方面得到公众的认可，才有可能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朱联璧：对于同时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专业人士来说，无论是大学校园小课堂里的学生，还是在社会大课堂里的公众，都应是自己传递历史知识的对象。尽管在校生和社会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是不同的，教师讲授知识的方式和深度是不同的，可以利用的媒介是不同的，但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提供可靠的历史知识和研究方法，带领受众一同“求真”。这样不仅可以让受众获得知识，更可以让受众了解如何从不同的历史解释中找到可靠的说法。再者，中学阶段历史科目的课程标准中明确了历史学的核心素养，其中就包括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层面，即史料实证和唯物史观。从中学和大学历史教育衔接的角度来看，更多地向高校之外的受众讲授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完善这一衔接无疑是会带来帮助的。

　　可能有人会担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讲起来会很枯燥，难以引发大众的兴趣。讲述历史学家如何求真，如何选择方法的故事，或许可以避免这个困境。这些故事不仅体现出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价值，而且让大众理解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是史家和时代互动的产物。

　　杜华：历史著作的最理想境界是，既能摆上专业学者的书架，又能成为普通读者的床头读物。虽然这个目标很难达到，但应该是历史学家们努力的方向。历史学家可以在专业研究之余，写作一些面向公众的作品，包括比较简洁的通史类著作、叙事性较强的普及读物、评论文章等。

　　寻求同社会大众读史需求的契合点

　　主持人：事实上，日益流行的“历史热”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历史文化知识的现实渴求。以世界史为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对外国历史知识有着强烈的需求，请问目前满足普通大众需求的世界史知识都通过哪些渠道获得呢？

　　孟钟捷：的确，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人们对外国知识的需求不断增加。与之相对，能够满足大众需求的世界史知识生产情况却不容乐观。通常情况下，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人们了解外国历史的主要窗口，其编写者一般是既通晓学界研究动态又熟悉中学教育现状的世界史学者。此外，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以及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合编的《世界史》，是不少高校历史系曾长期通用的教材，对学者和公众均带来深远影响。还有一部分专业史家用通俗文字向人们普及世界历史，如外国名人传记、外国历史大事、地图上的外国史系列等。

　　最近几年里，一大批国外世界史通俗著作译成中文，进入了中国读者的主要阅读目录。这些著作的作者一般都接受过专业历史学术训练，选题和写作等颇具市场意识。历史爱好者是世界历史知识生产的另一支主力军。除了普及性的著作外，他们在新媒体上的创作也值得关注。例如在一些视频网站和公众号上，他们以动画或者漫画形式来介绍外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朱联璧：自本世纪以来，不少出版社出版了单卷本或多卷本的国别通史丛书或译丛，对于读者掌握某一国家历史的整体情况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些国内学者通过在报刊和网络平台发表学术随笔、书摘、书评、访谈稿等篇幅较短的文章，来传递外国历史的知识。

　　如果将范围稍微扩大一些，还有两类作品值得一提。一类是儿童读物，尤其是绘本。这类作品既有译本，也有国内作者原创的作品。文字内容的作者和绘制图片的画师都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还要对关乎特定时空的艺术史、服饰史、建筑史等有所了解。另一类是博物馆海外藏品特展的配套书籍，包括展品目录、衍生读物到相关学术讲座汇编等多种类型，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外国历史都很有帮助。

　　杜华：译作在满足普通读者需求方面的确占据了很大部分，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叙事精彩的历史作品。这类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由专门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所写，比如威廉·曼切斯特等人。另一类则是深谙叙事技巧的职业历史学家写作的作品，比如《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等一些经典的新文化史佳作。一些西方史学名家如布罗代尔、埃里克·方纳等人的作品也被译为中文，在学术界和社会领域都有不小的反响。

　　主持人：有学者提出，公众对历史学“明智”的需求，与专业史学论著的精彩分析之间的障碍，就在于“历史叙述”的方式。还有人认为，上述问题的症结，可以归于历史写作的目的，即是为了迁就读者，还是提高读者品味？历史学者如何寻求同社会大众读史需求之间的契合点呢？

　　孟钟捷：我们首先要界定“明智”的概念。所谓“明智”，有两层内涵：一是“解惑”，直接给出答案；二是训练思维，学会自己寻找答案。现代史学的发展已告别了简单的“解惑”职责，而是在第二个层面上，更多以历史研究的过程与发现来启迪心智，让读者能够举一反三地联系过去与当下，为未来做好准备。

　　当前，公众对专业史学论著的不满足感的确是存在的，但这并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历史叙述方式造成的。如前所述，双方对于“明智”的理解不同，从而在选题、内容呈现、逻辑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公众对那些宏大题目或解密式标题颇感兴趣，欢迎直线性叙述与明确的因果解释链。与此相反，专业史家通常针对史料进行周密分析，层层解剖历史的复杂进程，并用专业术语进行阐释和写作。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同一事件，不同历史学家也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做出各种分析和判断。能否读懂专业史学论著的精彩分析之处，不应成为大众读者拥有所谓“品味”的标准。所谓“术业有专攻”，我们不能以历史专业的学术要求来衡量公众的历史“品味”。

　　当然，如果史学家能够理解普通公众的知识需求，并且学会使用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更为积极地投身于公共历史文化建设，那么史学家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便会缩短。从这一点而言，寻求契合点的主动权在于史学家。我们需要更敏锐的观察力、更自觉的行动力与更巧妙的书写力。

　　朱联璧：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认为，“经验”影响了史家对过去的理解。我认为史家的经验也会影响他们用哪种方式来构建叙事。专业学者有限的个体经验，使得他们更容易设想同行的经验，进而写出易于目标读者理解的作品。但对于数量庞大、内在差异巨大的非专业读者，他们的个体经验则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对非专业读者来说，阅读能和自己的知识储备与经验衔接起来的作品，更容易获得理解和愉悦。相对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时空范围大、主要人物较为著名的作品，而历史学研究者则大致遵循规范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要写作时空范围较大、内容面面俱到又不失趣味性的作品，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解决的方案就是对经验的借用和扩容。历史学者可以将计划出版的史著，以系列讲座的方式展现给大众。在问答环节收集听众的意见后加以修改，再进入出版环节。此外，也可以借鉴19世纪晚期英国出版商的做法。他们若发现大学里某些历史教授的课程深受欢迎，就会让教授将课程讲座内容结集出版，使之成为畅销书。这类畅销书也是英国现代教科书的雏形。

　　另外，还可以与了解市场需求的出版社和媒体合作，由后者根据市场调研的结果，为历史学家提供选题建议。随着近年来传播历史知识的渠道不断增加，大众读者可以直接接触到专业研究者讲授的知识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杜华：叙事是历史学一贯的传统。无论是司马迁、希罗多德这些古代的史学大家，还是吉本、麦考莱这些近代名家，无一不是讲故事的高手。但随着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和职业化发展，问题取代叙事，成为史学研究的核心目标。在此过程中，历史学家们逐渐丢掉了讲故事这一看家本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重新强调叙事的重要性。叙事的回归逐渐成为一股潮流，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如此，历史学家的叙述方式与大众的期待依然相差甚远。

　　历史学者要寻求同社会大众读史需求的契合点，确实不易。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演讲中曾提醒历史学家们，较之于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大众对过去的理解其实更重要、更强大，最终会战胜任何忽视大众的历史学家，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要让更广泛的大众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学术研究不是孤芳自赏，不能把普通读者挡在门外，须带有强烈的现实和社会关怀。在叙事方式上，则要重拾讲故事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学者们要清楚地知道哪些故事是真正值得讲给公众的。

　　加强历史知识的传播，提升公众史学素养

　　主持人：凭借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历史学家生产出专业且科学的历史知识，在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在这方面，国外史学界有哪些做法可以借鉴？

　　孟钟捷：在国外史学界，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通俗历史小说或历史传记蔚然成风，但专业史家对其质量颇有诟病；另一方面，专业史著的市场有限，影响力小。随着传播媒介的现代化与多元化，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明显。为此，国外的史学家们陆续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史学研究者逐渐走向大众。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促使象牙塔内的研究者转变视野，进行了大量贴近民众生活的历史知识生产。史学家通过电视媒体做普及性讲座的频率也大大增加。不仅如此，一些新的历史传播形态也受到欧美历史学家的关注，如参加BBC英国史纪录片的拍摄、组建提供家谱写作的工作室、支持各种博物馆建设、担任历史游戏的学术顾问等。

　　其次，史学研究者开始研究和关注公共历史产品的特点。与此前或批判或忽视公共历史产品的态度不同，近年来，欧美史学界愿意从历史书写和历史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公共历史产品热销的原因。如一些史学研究者为通俗历史著作撰写书评或推荐语，一些学者进行维基百科的历史词条编写工作。

　　朱联璧：国外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同样非常旺盛，不少史家参与通俗史著写作。而且，历史学家也会利用多种不同的媒介来传递历史知识。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高校率先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角度出发，创设“公共史学”。欧洲各国也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接受或改造了“公共史学”。到目前为止，国外许多高校的历史学系都建立了公共史学或相似方向的专业硕士项目，或在专业课程体系内设置一类课程来训练学生公共历史的书写能力、传播意识、教育素养等。此外，报纸专栏作家、策展人、纪录片制作人、通俗历史作家、电台节目撰稿人等，都会受到大学邀请开展教学活动，提供专业指导。

　　主持人：作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各位认为在促进史学传播、提升公众史学素养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孟钟捷：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公众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这也对我国世界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史学者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开阔公众的世界视野。世界史学者可以通过国别史、区域史或全球史的书写和翻译来填补公众从无到有的知识需求，引导国人以开放的视角观察世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观出发，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未来走向。

　　第二，提高公众的比较意识。比较是基本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比较，人们可以发现古今之变、中外之别，从而理解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联系与区隔。由此，公众对一些国家、单个历史事件、个别历史人物的兴趣会从较为单一的知识诉求，转变为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进而有助于整个社会公共历史文化的健康发展。

　　第三，增强公众的文化自信。在更宽广的世界视野下，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教育引导社会大众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坚定大家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就此而言，世界史学者在选题、书写及传播的各环节中都应有中国情怀。

　　朱联璧：同样可以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来提高。在校内，世界史学者可以通过开设面向全校学生的公选课来普及历史知识，并将课程内容制作成在线共享课程，供更多校内外感兴趣的学生学习。鼓励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与其他院系的学生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共同创作历史知识产品。这类创作不仅有利于不同专业的学生寻找新的就业方向，也有助于他们思考如何研究历史、如何展现可靠的历史知识等问题，并扩大未来从事公共史学工作的人员规模。

　　除了在实践层面的提高之外，世界史学者还需强化对公共史学的理论研究，如关注国外公共史学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历史知识产品的迭代以及相关的理论探索。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人才的培养方案提出建议，进一步丰富历史知识产品的类型，形成更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系完整的理论解释。

　　在校外，世界史学者可以加强与中学历史教师的沟通和联系，为中学课程提升趣味性、理论性和前沿性。与大众读者接触，了解他们的需要，通过多种媒介向读者传递可靠的历史知识和研究方法。在选择切入点时，可以多考虑国内大众既熟悉又可能存在误解的论题，使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展现知识的迭代，使之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

　　杜华：世界史学者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争取写出从中国问题意识出发的一流世界史论著。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一些其他工作。比如，译介国外重要的史学论著；注意论著的可读性，以轻松的笔调把严肃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大家；举办讲座、参与播客或纪录片等媒体类节目的制作、参与跨界的交流活动等。总之，史学工作者应发挥专业优长，在历史知识的传播工作中贡献力量，引导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断提升史学素养。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2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