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近日，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萨·克里斯托雷蒂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了《兰亭集序》（又称《兰亭序》）中的这句话，表达在国际空间站上看到北京市和周边地区时的心情，引起网友热议，还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

　　克里斯托雷蒂的中文好，且请教了汉学家，很多不练书法的中国网友可能都不知这句话，它是否出自王羲之，还有争议。

　　首先，《兰亭集序》不仅是“天下第一行书”，还是散文佳作，被赞为“六朝文章靡陋，独王逸少（即王羲之）高古超妙”，《昭明文选》却不录此文，令人难解。

　　其次，在史书中，《兰亭集序》有三个文本，即《艺文类聚》、《世说新语》刘注引《临河叙》和《晋书》。

　　《艺文类聚》最早，仅125字；

　　《世说新语》只有153字，无克里斯托雷蒂所引的句子；

　　《晋书》最晚（唐代编成），多达325字。

　　那么，前两个文本是摘录版吗？为什么后出的《世说新语》中要去掉“仰观宇宙之大”这句？且此句后文字凌乱、不知所云。清代学者李文田最早提出质疑，认为《兰亭集序》的文本是唐人伪造，摘句而成，书法作品更是“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1965年，郭沫若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重提此事，引起“兰亭真伪大讨论”。在今天，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兰亭非伪作，克里斯托雷蒂的引用是准确的。

　　父亲是“逃跑将军”

　　王羲之被后人尊为“书圣”，早年不以书法名世，50岁后才至巅峰。

　　王羲之的曾祖是王览，与哥哥（同父异母）王祥助司马氏篡位有功，官居一品，被视为西晋开国元勋。西晋末，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任淮南太守，是最早提议“衣冠南渡”的人，在王羲之族伯王导、王敦帮助下，司马氏建立东晋，司马睿登基时，邀王导同坐，尊其为仲父，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成江左第一大族。

　　王羲之7岁时，父亲王旷兵败失踪，11岁起，王羲之寄人篱下，在族伯王导家生活12年，直到23岁出仕。王旷此前任丹阳太守时也曾临阵脱逃，《晋书》几乎不提王旷，应是史家为尊者（王氏）隐。

　　在王导家期间，王羲之遇王敦叛乱。

　　据《世说新语》，王羲之不足10岁时，常睡在王敦帐中，一次王敦与钱凤商量造反，王羲之在床上听到，自知难有活路，故意垂涎满脸，沾湿枕头。王钱二人突然想起王羲之，大惊说：“必须除掉他。”看王羲之未醒，且口涎纵横，遂不疑，王羲之死里逃生。

　　此说应属传言，《晋书》《资治通鉴》均记为王允之，他是王羲之的堂兄，一般认为，二人均生于303年。王敦两次叛乱，一次在322年正月，一次在324年六月，不论哪次，王羲之与王允之的年龄都超10岁，与《世说新语》的记录不同。也许王敦早就谋叛，也许如学者杨庙平所疑，王羲之生于313年。

　　王敦举兵反晋后，王导带王羲之等合族20余人，每天早晨到皇宫待罪，这给王羲之带来很大影响，此后一直“不乐在京师”。

　　平生只当地方官

　　王羲之幼年木讷，13岁拜访名士周顗，周顗曾任仆射（相当于副宰相），嗜酒，人称“三日仆射”。周顗“察而异之”，恰好大餐烤牛心被端上来，坐客未动，周顗先割一块给王羲之。

　　晋选官用九品中正制，即各郡推选有声望者为“中正”，负责考评当地士人，分为九等，推荐任官，渐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名士之间互相揄扬。周顗与王敦素不睦，而王羲之又深得王敦喜爱。厚待王羲之，应是和好姿态，但王敦叛乱时，还是杀了周顗。

　　王敦很看重王羲之，曾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曾任王敦的主簿（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被称为才子。阮裕将王羲之、王应、王悦称为“王氏三少”。

　　王家子弟皆善书，王羲之的族叔王廙、姨母卫夫人都是书法家，可能对王羲之产生过影响。

　　23岁时，王羲之出任秘书郎，据学者郑丽玲在《王羲之及东晋文士生活研究》钩沉，该职掌管皇家图书，只为照顾世家子弟初选官而设，一般上任10多天即可升职。10多天后，王羲之转任会稽王友。王友即王府属官，是王爷的幕僚。此后，王羲之又担任过临川太守（在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吴兴太守（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征西参军及长史（在武昌，长史相当于秘书长）、江州刺史（辖境为江西大部）等。

　　王羲之不当京官，他曾写信说：“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纳）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

　　遇上不喜欢的人当上司

　　离任江州刺史后，王羲之在家赋闲多年，朝廷让他出任侍中（魏晋时是重臣的加官，三品，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当过侍中）、吏部尚书等，均遭拒绝，他表示：“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

　　巴蜀是东晋人向往的异域，王羲之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写信问：“彼（指巴蜀）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王羲之想去巴蜀，但“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可小儿完婚后，王羲之已无法长途旅行。

　　在官场的最后7年，王羲之任会稽（辖今绍兴市和宁波市一带）内史（相当于郡太守，正三品，俸禄为中二千石），兰亭集会即在此阶段。

　　兰亭集会共42人，王家7人，谢家2人（另有5人姓王谢，非豪门），王羲之邀请了当时正归隐的谢安、谢万参加。王敦叛乱后，王家渐被皇帝疏远，谢家上位。谢家根基本浅，谢尚兄弟在豫州屯驻10年，始有威望。谢安出山后，因“淝水之战”一战成名，渐取代王家。

　　兰亭雅集2年后，王述任扬州刺史，成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少年成名，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上他。

　　王述本是会稽内史，母丧丁忧，王羲之接任后，只吊唁过王母一次，每次听到王羲之出行号角声，王述都以为又来吊唁，“洒扫而待之”，可王羲之再没来过。

　　王述上位后，利用检查工作之机刁难王羲之，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立重誓，再不入朝当官。王羲之死后，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也被其子女谢绝。

　　清人为何怀疑王羲之

　　王羲之推崇诸葛亮，他曾比较荀彧与诸葛亮，认为后者格局更大，即“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于数代。”王羲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未能成功，书法只是业余爱好，意外名垂千古。

　　王羲之被抬为“书圣”，源于唐太宗建构。一方面，王羲之的字确实好；另一方面，李世民想借此笼络江南士族。唐人推重《兰亭集序》，敦煌亦见残片，应是当地人学书的遗迹，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影响之大，是当时人学书的尺度。

　　清代碑学兴起，认为传统书法一味临帖，呆板无生气。帖学强调中锋用笔，碑学则认为辅毫才是古法，应舍帖而求碑。清人开始质疑王羲之，阮元便认为：“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

　　基于这一观念，李文田提出，古称右军（王羲之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武帝在《书评》中也称“王右军书，字势雄强”，但今天所见《兰亭集序》的风格却是飘逸、空灵。李文田说：“如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

　　不过，评价书法有主观性，不能作为真伪的依据。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亦善书，却有不少人不喜欢，比如谢安。他主持朝政后，提携了王献之，可他看不起王献之的字，竟“得子敬（即王献之）书，有时裂为校纸（草稿纸）。”

　　唐人喜王羲之，可韩愈在《石鼓歌》中却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否定理由都不成立

　　李文田否定《兰亭集序》，还有两大理由：

　　其一，王羲之是儒家，可《兰亭集序》中却倾向道教，“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其二，从“向之所欣”到“悲夫”文意不通，施蛰存在《批〈兰亭序〉》中称“七拼八凑，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第一个理由不成立，因《晋书》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司马懿也信五斗米道，任命道士当将军，还让巫师选择作战时间。东晋皇室多崇道，晋哀帝“雅好黄老，断谷（不吃饭），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

　　王羲之服食，还抄《道德经》《黄庭经》，他写道：“服食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陈寅恪提出，王羲之爱鹅，或为解服食之毒，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中称鹅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乱。与服丹石人相宜”。

　　王羲之就算要用鹅肉解毒，也可让仆人养，不必亲自动手。宋代陈师道则认为：“逸少（王羲之）非好鹅，效其腕颈耳。”即执笔方法学鹅，其实《晋书》写得很明白，“（王羲之）性爱鹅”，不必过度解读。

　　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魏晋政治环境险恶，文人动辄得咎，文章大多模棱两可、不知所云，常以山水之乐衬托死生之悲，苏东坡在《赤壁赋》中也写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王羲之辞官，既有青年时的心理阴影的因素，也有出世理想、与上司不睦的因素，更有“嘉言忠谋，弃之莫用”的因素，他感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也饱含了“入世不成”的悲愤。

　　要质疑 也要体会

　　至于《昭明文选》不录《兰亭集序》，学者梁晓东指出：

　　首先，当时文章强调“不复犯”，即用了一个字，就尽可能不再用，可《兰亭集序》用“之”多达20处，不符合“字有同处，创为别体”的要求。

　　其次，宋代人猜测，文中“天朗气清”等句似有语病，兰亭雅集在春天，秋天才有“天朗气清”之说，王阮认为是“晋政不纲，春行秋令”，暗含挖苦。清代金圣叹写诗称：“少年太子无伤感，却把奇文一笔勾。”

　　其三，《兰亭集序》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意味，《昭明文选》强调“内学”，可能认为它“格调不高”。

　　郭沫若、施蛰存等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证据，1972年，郭沫若说：“这个问题（指《兰亭集序》真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讨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但今天看来，问题显然还没解决。

　　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著录《右军书记》一卷，收465帖，流传至今的墨迹30多帖、刻帖260多帖，但墨迹都是后人摹本，真迹无一幸存。

　　真迹应与摹本有较大不同，以《兰亭集序》为例，唐代摹本用羊毫写成，而原稿用鼠须笔，传说是集老鼠胡子而成，或是狼毫（黄鼠狼俗称栗鼠），或是兔毫（兔的别名是鼠），也不排除是羊毫中加入少量老鼠胡子，用这种笔写会如何，已不可知。历史永远有残缺，从学术角度看，真伪之辨是必要的；从欣赏角度看，善于体会其中的美更重要。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颇见达观、惊喜和圆融，克里斯托雷蒂能品出滋味，真是了不起。（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