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在朝内大街166号，作家石一枫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分享了他新近的创作心得。秋色已经很绚烂了，彩叶从树上飘落，在风中飞扬。穿过很有些年岁的老楼，踩着楼梯三拐两绕，进到摆设老式的办公室，那些历经40多年的桌椅门窗很容易把人带进上个世纪。然而往来的年轻人，有的是静雅文气系列，有的是滑板少年范儿，古早与鲜活在这里交织碰撞，气场独特。

　　近几年，在创作上非常活跃的鲁奖作家石一枫，凭借多而影响较大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探索者和多面手的创作姿态。11月初，石一枫长篇力作《入魂枪》全新面世，讲述了一段关于电子游戏竞技的传奇故事，而此前不久，他刚出版了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小说将北京胡同里的原住民嵌入世界。

　　石一枫说一口北京话，语速也快。听石一枫说话，能明显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在谈笑间还有不失纯真的神采，如同看他的小说，不以炫目的技巧示人，里边有着日常细节的笃定，饶有风趣。

　　架空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它架空了，我关心它干吗呀

　　北青报：长篇小说《入魂枪》写的是电子游戏的主题，比较新鲜，创作缘起是什么？

　　石一枫：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玩电子游戏已经是生活里很常规的一件事儿了，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我知道有不少人每天都有固定的一块时间放在电游上面。我从任天堂开始玩，还玩过最早那种只能用电脑玩的游戏，后来也玩手游，还有Switch游戏机。有人管的时候天天想玩，现在岁数大了，没人管了，也没那么入迷了。

　　电子游戏本身就是一部发展史，而写长篇小说有一个意义，就是把某一个范畴里边的历史，或者说把某一个类型的历史给梳理、记录下来，我想那就写一个关于游戏发展的历史。从2000年、2018年反复切换着写，能不能把一个行当的前世今生，把险些成为职业电竞的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写进去，也是个考验。

　　为什么在小说里抽离出来电竞选手这么一个小群体？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电竞选手，玩儿得越好的就是越玩物丧志，现在电竞本身是一个职业，而且电竞选手还是职业比赛运动员。最早玩电子游戏那些人现在已经五十来岁，基本上不大可能变成电竞选手了，我写的就是第一拨人的故事，被时代隔过去的那些人。

　　北青报：听起来，小说里也会直面一些“社会问题”吧。

　　石一枫：想写一篇“社会问题”小说，这也是我构思作品的最初想法。游戏或网络成瘾已被视为青少年成长的一大障碍，而事实上，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捧着手机废寝忘食的中老年人也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精神空虚的表象，那么谁比谁空虚还真不好说。非常巧，我这一代人可说目睹了它的全程。我还记得上大学时跟着宿舍里的几个“娱乐之鬼”流窜到网吧去刷夜，真有哥们儿玩儿到呕吐的地步也不下线，也相信每个同龄人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两个被游戏“耽误了”的朋友——现在想来，他们究竟是被游戏耽误了投身现实，还是被现实耽误了只得投身游戏，也不好说。

　　不妨试想，当我们咬定游戏中的成败是虚假的、暂时的，又哪儿来的自信咬定自己在现实中孜孜以求的就是真实的、永恒的呢？庄生晓梦迷蝴蝶，有科学家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概率微乎其微，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需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再具体到“人”，我们在“利害”“真假”之外，也不得不考虑“是非”。虚拟现实的公道是否有可能亲手创造？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时至今日仍然一发入魂，而我所写的也许只是网络时代的斯巴达克斯。

　　北青报：这次写作还是遵循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

　　石一枫：对，肯定有现实主义手法，有社会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对现实做思考。

　　我觉得好的现实主义吸引人。比如说好的电影，它一定会永远有一个类型存在，就是现实剧。像《傲骨贤妻》，它里面一定是有关注现实问题的风格。文学也是，我觉得通过小说来反思现实生活，它天生具有可读性。现实生活是我们最有热情琢磨的一件事儿，人有热情琢磨这件事，那它就是吸引人。架空的东西对我来说反而没有意义，它架空了，我关心它干吗呀？

　　跟前辈写北京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城市够大了之后，丰富性本身也就多了

　　北青报：你的另一部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刚出版不久，今年又连续推出两部小说，感觉你写小说很轻松，就像玩游戏似的。

　　石一枫：写作和出版有一定的时间周期，只不过这两本碰巧前后脚出来。对我来说，写作现在已经变成了固定的工作，真的就是习惯。我的工作就两件事，一个是看字，一个是写字，看字就是看看人家写的东西，写字就是自个儿写写小说，我每天都写一点，没什么仪式感。写起来有的时候顺，有的时候不顺。顺与不顺，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感触、观察生活够不够深入，所谓“观察生活、体会生活”。还有就是能不能从观察里边有点自己的新发现、新想法，如果有，那种兴奋就会被调动起来，也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多少是有点价值。如果没有，想说的是前人都已经说烂了的，就会觉得这事儿没意思，那就会越写越沮丧。

　　比如写《漂洋过海来送你》的时候，有一个兴奋点就是写北京这个地方，因为以前写北京基本上就是把北京当做一个国内的城市，然后尽量地写出这个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区别，以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写法。这个故事我是2020年写完的，放在一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北京，我尝试的是北京和整个世界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连通，这样写北京的一个面貌，跟前辈写北京是有区别的，我能写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了，那当然是兴奋了。

　　北青报：你早期作品里那种“北京味儿”特别强，比如《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后面的作品“北京味儿”好像没那么浓了。

　　石一枫：这些东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我的生活轨迹就是我写的东西。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身边基本上都是北京的原住民，后来工作之后，原住民变得特别少，反而变成稀缺的了。工作的圈子变了，生活里的原住民也越来越少了，反映这一段题材的气息就会变。比如说现在让我写一个我童年的记忆，或者写一个我学生时代的记忆，那北京味儿可能还是很浓，比如我写那豆一家，那豆的童年、少年，那些人全是北京人，北京味儿自然就出来了，但是如果写上大学以后的经历，北京原住民的比例变低了，写一嘴北京味儿，那是假的。

　　北青报：有读者评论《漂洋过海来送你》是新京味儿，语言地道；也有读者说个性突出，耳目一新。

　　石一枫：这一点我觉得跟城市体量有关，应该说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一写北京就钻胡同那种写法，它只是在老舍那个时代有效。那个时候北京除了胡同也没什么别的地儿。有时候做一下地理研究，刘恒跟王朔写的北京就开阔很多，扩展到了今天的三环路周围，其实王朔以前就做过区分，说他写的是新北京，以前写的都是胡同里边的老北京。王朔聊的新北京主要是机关大院，因为机关大院是后进北京的人，王朔写北京的时候城市规模还没那么大，现在五环路、六环路都已经变成城区了，区跟区、区域跟区域之间的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城市体量一旦大了，它的区别就大了。有时候写一个东西，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发生在朝阳区，或者这个东西发生在海淀区，会有这样的地理上的分别，比如朝阳跟海淀就完全不一样，东城跟原来的老崇文又不一样，这个城市够大了之后，丰富性本身也就多了，写的时候就得注意它内部的差别了。

　　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的兴趣，是最重要的

　　北青报：你写那豆一家人活灵活现，就像从东四胡同里走出来的。你平时喜欢去胡同里转转，积累一下素材？

　　石一枫：没刻意积累，上班的时候吃完中午饭，不太忙的时候我就愿意出去溜达，要不到胡同里边去溜达，要不到东四那边买点吃的，我遛弯儿的时候没想过为了写点什么，我不是采风，我这就是消食。我们单位在这儿，我只能在这儿溜达，这边的胡同保护得好，你在人家胡同里边溜达，就知道人家怎么过日子了。

　　北青报：相当于体验生活了。

　　石一枫：生活就是体验，不会刻意地去体验。我一直觉得体验那个事儿不是特别靠谱，是得真的关心这事儿。因为刻意地去体验，或者组织去体验，往往是不关心。我觉得体验生活本质上没什么重要，关键是你是不是对生活的某一块感兴趣。对生活的热情，对生活的兴趣，对我是最重要的。

　　北青报：生活环境变大变复杂了，你是怎么保持北京话口语化表达的语感的？

　　石一枫：怎么说话尽量就怎么写，基本上传统意义上的京味作家都有这个特点。北京话其实跟我们现在文学的书面语还是比较接近，这点应该还是占了便宜，写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翻译的过程，比如说广东人很难做到口语书面语统一，还真得自己给自己做翻译，但是北京人不用。

　　北青报：同样是大院子弟，都写京味小说，以前人家叫你“小王朔”，后来这种声音变少了。对你来说，你会介意这种标签化的东西吗？

　　石一枫：没什么，这是人家的方便。你要说关注一样的东西，你就得实现写作眼光的那个突破，这就是靠作品一步一步地去自己探索。本身写的东西跟人有区别，而且我还是比较坚持捕捉当下生活，可能是捕捉的东西已经跟王朔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人家自然就会发现你跟他不一样。

　　北青报：捕捉当下生活，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石一枫：话说回来，表达过去与当下都有难度。表现当下生活的一个难度，我觉得就是考验人的思考力，人总是想过去的事想得更有条理，而且可以借用前人的智慧。但是当下的东西往往是蒙的，只有感性的认识，没有什么理性认识，从没有条理里边自己找出条理来，这个是写作当下最难的地方，也是考验思考力的东西。

　　北青报：坚持捕捉当下，这也是你写作的驱动力之一吧？

　　石一枫：那肯定是。如果能从没条理里发现一点儿条理，就会比较激动，因为这经常是没有人发现的。说实在的，过去的事多么大的发现，都是小发现，因为它只是前人诸多发现里面的一个发现。但是眼前的事多么小的发现，其实都是大发现，因为没有人发现过。所谓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其实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就得有很多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也就没这点价值了。

　　以前提得最多的是文学有宣传的能力，文学的宣传能力未见得比电视剧、科教片强。文学有批判的价值，那个就是有良心说真话呗。我觉得文学的这些价值、意义，它可贵，但不只属于文学，但就是这种从生活里面找出心得、找出新条理，往往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未见得有这么强的敏感性，但是文学有这么强的敏感性。

　　作者跟读者要构成有效交流，要强调跟读者的精神交流

　　北青报：你的写作方法是什么？比如写长篇时怎么搭建架构、设计人物？你觉得写作中最难突破的是什么？

　　石一枫：写作得琢磨。最直观的当然就是出门儿上街琢磨生活，最难突破的恐怕还就是对人物。中篇小说其实吃透两三个人物就够完成这个故事了，但是长篇小说涉及的人物比较多，每个人物都得吃透，有时候得琢磨琢磨，主要还是吃人物，尤其是不熟悉的人物很难写。

　　怎么把不熟悉的人物变得熟悉？主要是通过做材料，然后就是收集素材，有的时候是偶然的一个契机，通过主动观察也多少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写海外工人那个群体，还真就是有一次出去开会的时候，建立了熟悉感，当时我是去中东开会，飞机上很多是去埃及的劳工。这就不像出去经常碰见的白白净净的商务人士，在经济舱跟很多修路搭桥的劳工坐在一块儿，那个形象一下就能建立起来，你再塑造那个人，就相信他是真的了。

　　北青报：写作对你来说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石一枫：从事写作，永远在生活里边捕捉新发现，然后自己产生新观念，我觉得生活会变得有意思，其实还是看待生活的眼光、情绪都不一样，就是有了看待生活、分析生活和反思生活的能力，脑子里边那些想法和观念不是别人分给你的。如果说脑子里都是别人嚼剩下的口香糖，自己觉得可能挺有劲的，但是别人可能觉得你挺悲哀的，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也很悲哀。

　　北青报：此前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已经和影视公司签约，你自己会尝试做编剧吗？

　　石一枫：我自己就还是写小说，尽量不做编剧，那是人家的事，我觉得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吧。

　　北青报：文学承担着精神引领的功能，你跟读者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互动？

　　石一枫：当然我们要立德立言，肯定是用先进的思想鼓舞人。但其实鼓舞的前提是要交流，就是你的精神和人家的精神是能够构成交流的，而不是说你去宣讲什么，那个不是文学的传播方式，也不是文学的接受方式。我觉得作者跟读者要构成有效交流，还是要强调跟读者的精神交流。

　　作为作者，不可能不在意读者的反应，而且也应该在意，还得总结经验承前启后呢。一个作品出来之后，除了业内的专业交流，就是面对读者的各种反馈。文学圈的朋友肯定经常有业务上的建议。和读者线上交流，或者说不是干这行的朋友，看完之后就会谈他的想法，这本身也是交流。我也会知道写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然后也知道这个东西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北青报：未来你的创作方向会是什么，感觉你很生活，会写个关于美食的作品吗？

　　石一枫：也有可能，北京吃的种类太多了，本身我也爱吃。我基本上现在最关注的还是社会生活，起码最近还会在现实的范围里边考虑写作的事儿。

　　文/本报记者 李喆

　　(《北京青年报》2022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