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既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都被证明具备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优越，只要因地制宜进行动态保护、活态利用，就能有力地推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就地保护，维持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此前数月，2022年5月20日，中国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7月18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青田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评价了农业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义，并向世界发出了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作为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的国家之一，我国自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推荐为首批保护试点以来，已占据国际上6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18项，挖掘和保护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我国仍然存在保护力度不足、发掘深度不够等短板，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农业文化遗产的直接经济价值，忽视了生态、文化、景观等方面的间接价值，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巨大潜在价值。

　　生物多样性既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如何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中的生物多样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强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自古以来崇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比如，在土地利用方面，南方有稻作梯田，北方有石堰梯田，水乡有垛田、圩田等；在生态适应方面，有草原游牧、农林牧复合和稻鱼鸭共生等生产体系。这些都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成功范例。

　　云南哀牢山南部的红河哈尼梯田2010年6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里的梯田已有1300多年历史，总面积达100多万亩。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要代表的世居民族共同开垦出来的农耕文明奇观，当地人科学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独特的梯田农业水利灌溉系统与哀牢山区自然生态系统有机联系起来，最终形成的“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同构体系，使其以这种高效、均衡、可持续的状态延续了上千年。哈尼族所特有的“春神祭”文化，包括了“选稻种、撒秧、育秧、插秧”等生产活动；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生动地记录了山区梯田生产技术及礼仪禁忌；“昂玛突”“矻扎扎”“开秧门”等农耕节日，在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同时，保护了当地的水稻种质资源和丰富的稻种遗传多样性，千余年以来维持着当地人的繁衍与生存。

　　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共生的智慧与理念，维系着可持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铸造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体系，有效规约着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保护了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为当地人民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活态”中保护与传承

　　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存放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或标本，它们活跃在稻田里的牛蹄上，萌发在耕耘中的泥土里，它们是持续脉动的生命体、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根据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和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满足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人们通过农业经营对环境进行的一种活态利用。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农耕实践中，从刀耕火种到兴修水利，从扶犁耕作到使用机械，都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构建出了一种协同共生的融洽关系，在这种和谐的动态交互中展现出了巨大的可持续潜力。

　　比如，深处太行山腹地的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中国北方特有的雨养农业系统，至今已持续700多年。系统的总面积204.35平方公里，涵盖了46个行政村，是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2022年5月，因该系统以独特的方式利用传统方法和知识，维护特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被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发现，涉县旱作梯田系统中种植或管理的农业物种有26科77种，其中的农家品种达171个，还分布有野生药用植物51科123种。这些农业物种与传统农家品种，通过间作、轮作和农林混合种植等一系列技术，以活态形式传承和保护下来。传统农家品种还建立了社区种子库进行保存，同时农民自留种也是一种保存方式，它们这种互补模式就地活态保护了当地的农家品种。野生药用植物则被当地人日常采挖和利用，并随着时间推移而积淀在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里。

　　坚持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并对其中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可持续利用，是未来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主要方式。

　　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农业文化遗产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引导之下，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广泛深入的思考和长期不懈的调试之后形成的珍贵农业实践成果，其主体就是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借鉴自然为特色的方法实践。这些方法实践十分重视维系宝贵的生物多样性，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都尽力获得可持续性。

　　基于自然，就是要因地制宜，对遗产地进行适应性管理。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位于偏远、环境恶劣的区域，躲过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浪潮席卷，留下了绿水青山和丰富的生物资源，保存了古老的农耕文化与农耕礼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优越，只要因地制宜进行动态保护、活态利用，就能有力地推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就地保护，维持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提出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生物多样性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实践中要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兼顾“活态”传承，因地制宜推进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作者白雨系中央民族大学生态学专业研究生；龙春林系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主任）

　　白雨 龙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