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城市规划家的人生

　　不久前，英国塔桥剧院戏剧作品《直线偏执狂》的现场影像在中间剧场举行了中国首映。由此，中国观众走进了一位他们可能此前并不十分了解的美国城市规划名家罗伯特·摩西的职业人生，目睹这位塑造了20世纪早中期纽约城市面貌的争议人物在两个事业关键时刻的处境与态度。当我们的思绪逐渐飞至地球另一端的“大苹果”，开始熟悉曼哈顿、长岛、皇后区等罗伯特·摩西所苦心经营的城市景观后，便被他的饰演者拉尔夫·费因斯卓越的演技所折服，在人性层面感受到强烈的共鸣感。

　　壮年的罗伯特·摩西雄心壮志，致力于让新兴的市民阶层同样可以享用纽约长岛美丽的海滩，而在此之前，这是世代承袭当地土地的显贵所拥有的特权。百折不挠的主人公最终如愿以偿。但至晚年，罗伯特·摩西暴露出愈发偏执的一面，他执意将高速公路贯穿纽约，为此不惜拆除看似阻碍发展的社区，遭受各方势力的抗议。这个已蜕化为不愿去承认错误、听取忠言、关心他人的老头，最终沦为孤家寡人，事业一败涂地。

　　虽然在放映前的导赏视频访谈段落中，本剧编剧大卫·黑尔也谈到，罗伯特·摩西从壮年的锐意改革发展为暮年的冥顽不化，是他在阅读其传记时感到要为此创作的动因，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向深处迈进一步，对罗伯特·摩西及其代表的20世纪西方城市规划学乃至社会科学、美国社会的转型加以了解，便会打开对《直线偏执狂》的更多理解空间，进而体味这部作品更为丰沛而高妙的成功之处。

　　现代化洪流助力罗伯特·摩西的前半生

　　《直线偏执狂》的第一个戏剧场景，便是罗伯特·摩西为了长岛的公共度假区划与长岛地主展开唇枪舌战。他的一句台词道出了此刻时代的变迁：人们发现了休闲(leisure)。这并非一句喜剧色彩的调笑，在旅游学著作如《游客的凝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旅游活动，其实是伴随着19至20世纪西方现代化进程所衍生出的“发明”：“我们之所以要追溯海滨度假胜地的发展，原因无他，只因为它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大众旅游。”这种海滨度假式的旅游，本质上仍是现代性“社会分工”的组成部分，即“更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所以休闲不再只是上流社会的特权。最早在英国，被束缚在辛苦劳动中的工人阶层，开始产生对休养生息的同样需求。而在前现代，劳动者还并未与现代意义的“职业”概念绑定，“工作”的范畴与时空尚且没有被明确而严格地指认，也便自然遑论“休闲”了。

　　进而我们可以理解，罗伯特·摩西早年所处的时机，正是美国跨步向前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一战结束后的繁荣期，即菲茨杰拉德所谓的“爵士乐时代”，而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后，罗伯特·摩西又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下，继续利用政府对公共建设的支持兴修土木。因而相比固守祖产的权贵，怀揣长岛建设计划的罗伯特·摩西显然更是时代的宠儿。与他同时的、以1931年建成的帝国大厦为代表的摩天大楼，让纽约逐步成为了世界级的现代都会、钢铁森林，而罗伯特·摩西的愿景则是让这个开始拥挤不堪、交通不便的城市“接触到光和空气，为它增添了绿色的公园和操场上的笑声，建造出宽阔的公园大道和高速公路，使城市和乡村连为一体”。

　　实际上，与其说罗伯特·摩西自身带有某种自觉的进步观念，表现在为市民阶层争取更为怡人的生活条件，不如说当时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便涌动着一股偏向左翼的能量，为此后历史的进程埋下伏笔：《直线偏执狂》中，罗伯特·摩西格外钟情的“轮子上的美国”的新生活方式，反映的就是福特式流水线生产模式问世后，汽车工业的蓬勃。汽车的普及不仅带来了车水马龙的现代景观，同时它也重新构建了市民阶层的出行版图以及由此可以展开的生活想象。罗伯特·摩西将远离城市中心的长岛纳入纽约交通半径的改造，更深层次地看，是汽车生产成本得到压低后，新兴车主以此强化了自身“用脚投票”的权利。所以虽然我们与编剧无法钻进罗伯特·摩西的灵魂深处，去探问如剧中所展现的主人公执着于为长岛修建高速公路而拒绝公共交通，到底意味着这位历史人物怀有怎样的阶级立场，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罗伯特·摩西女助手的台词：“你曾经顺风，现在却是逆风了。”《直线偏执狂》上半场所展现的曾助力壮年罗伯特·摩西走向顶峰的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洪流，很快就将在下半场中，以更为进化的面目反噬罗伯特·摩西的晚年。

　　败于“后现代幼崽”之手

　　《直线偏执狂》中的简·雅各布斯是以罗伯特·摩西其貌不扬的反对者形象在下半场登场，但其实她是西方城市规划史上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炮轰现代城市规划“机械理性”的先锋。现在的我们，不难理解西方人20世纪60年代对“大拆大建”型城市规划的抵触情绪。一系列因城市改造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不仅存在于《直线偏执狂》中，在《西区故事》等更多文艺作品里也有展现。对于罗伯特·摩西以及此前创造出城市规划这一年轻学科的先行者而言，最基础的信仰即是通过理性的计算，现代社会的伟大成就——城市，亦可如机器般被部署至趋近理想。这种自信态度的登峰造极之作，包括印度的昌迪加尔与巴西的巴西利亚——这两座完全新建的城市都出自柯布西耶式的当代城市构想，而事实证明，再自以为周密的功能规划，都无法填平投入使用后城市居民实际而具体的不适与再造。与罗伯特·摩西一道，现代建筑运动主将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论也是简·雅各布斯批判的对象。《直线偏执狂》为我们生动呈现了与她一道反对主人公的时代之音所提出的主张：尊重社区，尊重城市的生命节律，尊重多元声音。而这些，恰是在西方上世纪60年代闪亮登场的后现代浪潮，之于城市规划这一领域所投射的光照。

　　剧中罗伯特·摩西有一句一闪而过的台词——“文物保护就是敲诈”，指反对者主张社区拥有宝贵的历史而不应被破坏，主人公却一笑而过。仅以此例入手我们便能看到，确如《直线偏执狂》所展现的，罗伯特·摩西之后的历史判定了他最终的失败。如今在中国，吸纳社区参与城市更新、警惕一刀斩断城市文脉，也已成为规划师的共识。但在西方的1960年代，不将所谓的老旧建筑视为城市的结痂，反而以有机更新的方式使其重获生机，这种跳出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尚属先锋。罗伯特·摩西没有跟上的时代，不像剧中那位新入职、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有色人种女性角色那么简单，他是彻底败在了他亲自喂养大的现代社会怪兽所滋养出的后现代幼崽之手。也正因为此，笃信存在唯一正解的这位现代性教徒，又怎能在众生合唱的后现代状况中，不捉襟见肘、外强中干呢？

　　“观念政治”带给创作者的挑战

　　《直线偏执狂》再次为国内观众展示了当代世界“观念政治”之于个人与时代的强大力量，起到攸关作用的“政治”不再只是节点性的事件抑或关键性的人物，思想间的碰撞与迭代，同样甚至更深层次地在形塑着社会权力。本剧的两条线索——社会论坛与个人故事紧密缠绕，这其实便是观念政治的上下两极，即无论是社会议题的潮水走向，还是个人生活的爱恨纠葛，在思想结构愈发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它们都难逃观念政治的语境。实际上，类似的英美当代剧作，近年已在国内观众面前有过多次登场：大卫·黑尔的另一部杰出作品《天窗》，就以一对有过旧情的男女的重逢，带出英国社会左右立场的龃龉；西蒙·伍兹编剧的《议事录》又与《天窗》有着相似的主题与结构，这一次作品聚焦了婚姻走向危局的政客与他的妻子；戏中戏《文艺趣向》不仅分别描绘了诗人格雷格·奥登和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以及扮演他们的演员生命中的欢乐与忧愁，编剧阿兰·本奈特还通过有意的对照，反映了不同时代对敏感议题激进与保守态度的变迁；至于戴维·马梅特笔下的《奥莉安娜》，则更是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具象化为两个角色间戏剧性的性格较量……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戏剧“政治性”与“人性”孰为第一的争论，曾将这两个概念在中国简化为互为矛盾的二元，仿佛“政治性”的戏剧论事，“人性”的戏剧言情，二者难以两全。然而《直线偏执狂》又一次提醒我们，当代世界的政治性已未必是正邪之争，人性也不止是七情六欲，其实你与我既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观念所左右的社会。所以，摆在创作者面前的挑战便更为艰巨了：仅仅用真诚之心深入当代世界或许已不足够，同样大有必要的，还有以智识学习理解当代世界的知识与理论，因为“观念政治”的范畴不仅包括当代世界，也包括戏剧本身。(奚牧凉)

　　(来源：北京日报 2023年1月31日 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