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所独具的地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日前，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外发布红山文化最新发掘成果。除了在牛河梁遗址周边发现大型生活聚落址外，考古人员通过考古发掘还形成很多新成果，这给“红山古国”原生型文明起源增加了新的证据。

　　新发现：

　　出土人骨测定显示食谷物为主

　　新认知：

　　红山先民从渔猎走向农业定居

　　距今6000多年前，在我省广袤的辽西地区，生活着一群或多群被称为“红山先民”的史前居民。

　　自从红山文化纳入研究视野，经过考古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累年潜心研究，作为我们先祖的红山先民，其精神世界及生活状态在穿越了层层时间迷雾后，逐渐清晰完整并生动起来。

　　红山文化早期的先民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村落”是什么模样？以位于我省朝阳建平地区的马鞍桥山遗址作为研究样本，经过考古人员近几年科学系统、认真细致地发掘，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答案。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的一处山坡上，是一处集合了居住、祭祀、墓葬于一体的红山先民聚落址。

　　6000年的沧桑岁月并未对这处遗址改变太多。站在发掘现场，环视四周，远处山梁纵横，交错不一；山脚下，老哈河的河水潺潺流淌，昼夜不息。可以看得出，几千年前，红山先民特意选择了这处依山傍水、可以遮蔽风寒的有利地势来作为他们的“村落”。

　　2022年是马鞍桥山遗址考古发掘的第4个年头。考古工作者在红山先民生活区进行两年的考古发掘后，初步厘清了生活区的面貌，随后又将目光敏锐地盯在紧邻生活区的祭祀区上，红山文化早期先民生活、祭祀场景因此逐渐浮出水面。全面负责马鞍桥山遗址考古发掘的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樊圣英连续几年扎根在发掘现场。他表示，整个祭祀区是一处经过两次精心规划设计与营建的祭祀场所。第一次的建设，是依托北部一座小山头，先民对东、西、北三面山坡进行修整，形成三层“梯田”形的祭祀场所。第二次建设，是在第一次营建的祭祀区南部进行垫土，形成一个新的祭祀场所。

　　在祭祀区域内，发现了燎祭痕迹和祭祀坑。在祭祀坑内，除了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陶、石器祭祀品外，还发现有鹿科动物骨骼和贝类等祭祀品。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在一个大型祭祀坑内发现了整套的农业工具，其中包括播种用的石耜（犁）、收割用的石刀、加工谷物时使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一件涂有红色颜料的石耜也一并出土，由此可见，这些农业工具是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

　　这一发现表明，红山先民除了对具象的神明（牛河梁女神庙）、祖先（积石冢）进行祭祀外，还对生业活动进行祭祀，这对红山文化祭祀对象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此外，考古人员在对房址内的人骨进行科学检测后发现，马鞍桥山遗址的红山先民以食用谷物为主，再结合出土的成套农业工具，说明6400年前的红山先民已开始农业定居生活，打破了“红山先民以捕鱼与狩猎相结合方式生活”的认识。

　　选择依山傍水的山坡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举行祭祀活动，红山先民——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正逐渐变得具象而丰满，他们正在以特有的“红山古国”形式开启文明的新征程。

　　新发现：

　　9座石砌护坡组成建筑群

　　新认知：

　　红山先民社会动员能力强大

　　红山文化自发现以来，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通过对牛河梁遗址及积石冢出土的陶器研究，让我们了解到，在红山文化晚期，专门用于祭祀的红色彩陶器已开始统一形制和批量生产，这是红山先民祭祀制度和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牛河梁第一地点的最新考古发掘及研究表明，红山先民已经能够以建筑群的形式建设祭祀场所，那么，红山文化晚期人们的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院长白宝玉说：“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自1983年发现，并发掘出土‘女神’塑像以后，2017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合作，重新启动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几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对这个地点的认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我省凌源市和建平县的交界处，第一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中心位置的一座海拔最高的山梁上，最高点海拔672米。第一地点1983年首次发现，经过考古工作确认了这一地点共有4座建筑址，其中1号建筑址“女神庙”经过试掘，根据保存的建筑基础、建筑构件以及大量泥塑残件，初步确定这座建筑是红山先民用于祭祀的“庙堂”。3号建筑址位于遗址的东部，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出土了大量的折沿筒形器残片，其中大部分可以修复。4号建筑址位于第一地点东北部，初步可以确认是一座有柱洞和地面灶的大型半地穴式建筑。2号建筑址是第一地点面积最大的遗迹，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重新启动以后，工作重点便是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贾笑冰告诉记者，为确定2号建筑址的范围、结构、布局、营建、使用过程，他们在对重点遗迹进行发掘的同时，还结合地面踏查和三维扫描、低空高精度滤波测绘等技术手段，对区域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遗迹进行深入调查，目前对2号建筑址的认识取得了重要进展。

　　早期的考古研究认为，2号建筑址是由三座山台式建筑构成的“品”字形建筑群遗迹，经新的考古发掘初步确认，这里是由9座石砌护坡台基建筑组成，总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考古人员通过对台基建筑进行解剖发掘，发现这些建筑是以山体岩石为基础，用土石混合料夯筑台基内芯，再用石块砌筑台基护坡，目前发现的部分夯土厚度超过了5米，可见，在5000多年以前，红山先民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群体动员与组织能力。

　　红山文化研究专家、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名誉院长郭大顺表示，发现的石砌护坡也能起到“墙”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讲牛河梁第一地点就是一座城。

　　此外，考古人员在3号台基上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垫土层中出土的大型彩陶缸、彩陶盆（盖）、筒形罐、灰陶钵、圆陶片组合有可能是《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中记载的与“祼礼”祭祀行为相关的器物组合。

　　2022年，考古人员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2号建筑址的7号山台又有新的发现。7号山台位于第一地点东侧，即牛河梁发掘报告中的“东山台”，最外侧石墙保留较为完好。7号山台中、西部地势较为平缓，东部坡度较大。已在山台上发现了多组复杂的砌石与夯土建筑遗迹，精心细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期待会有新的发现。

　　新发现：

　　近牛河梁6.5公里现大型聚落址

　　新认知：

　　红山先民住处有着落

　　红山文化晚期，红山先民在牛河梁地区建造了新石器时期年代最早且规模宏大的坛、庙、冢建筑群，那么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这是红山文化研究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开这个谜团就需要找寻到红山先民曾经的居住址，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来填补这个空白。

　　2022年6月，为配合赤峰至绥中高速公路（G4515）凌源至绥中段建设，考古人员对此前调查发现的上朝阳沟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在距离牛河梁遗址仅仅6.5公里的上朝阳沟村取得突破，通过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一处大型红山先民的聚落遗址。

　　上朝阳沟遗址地处牤牛河支流东岸，东距牛河梁遗址约6.5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目前牛河梁遗址周边地区调查发现的面积最大遗址，考古人员去年实际勘探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了27座房址。由于还未进行全面考古发掘，目前没有更为详细的考古发掘资料。根据勘探情况分析，这些房址平面近似“凸”字形，为直壁、平底的半地穴式房屋，建有长门道。

　　据介绍，目前牛河梁遗址周边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墓地及祭祀中心进行的，对不同等级礼仪中心及祭祀行为研究较为深入，但与之相关的红山文化大型聚落址系统性发掘工作明显不足，缺乏居住址材料，这就无法完整展现红山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更多具体而生动的细节。

　　目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正在履行考古发掘的审批手续。副院长李新全介绍，通过这次考古勘探以及下一步的发掘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上朝阳沟遗址的房址结构及聚落布局，填补牛河梁遗址周边地区大型聚落址发现与研究的学术空白，为继续寻找红山文化其他大型聚落址提供参考资料，进而在充分考虑地域环境等影响因素基础上探索红山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区域特征，从而为最终探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红山模式提供实证材料。

　　新发现：

　　红山文化遗址从90余处增至500余处

　　新认知：

　　辽宁是红山文化遗址密集分布区

　　围绕红山文化，我省考古工作者孜孜以求。在对东山嘴、胡头沟、牛河梁、半拉山等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自2017年起，我省连续开展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工作。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省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数量已从过去90余处增加至500余处。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于怀石介绍，我省的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墓地）主要分布在大凌河、老哈河、青龙河流域。区域内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丘陵形态多为漫梁状，山梁之间沟谷相隔，纵横分布着密集的季节河，且河流多河谷宽阔，河网密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是红山文化早期位于我省的马鞍桥山遗址，还是晚期的牛河梁遗址，都只是红山文化众多遗址中的一部分。

　　红山文化有着广袤的分布区，在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滦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均有发现，行政区域涉及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三省区。换言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红山先民活跃在这片横跨三省区，共计20万平方公里的丰饶土地上。

　　辽宁是红山文化的分布核心区，也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区域，更是全国发现红山文化遗址最早的省份。1921年6月，瑞典学者安特生对锦西（今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清理时就发现了红山文化遗存。此后百年时间里，随着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在这片土地上升起并逐渐清晰起来。

　　具体来说，五六千年前，红山先民在选择居住址时，往往沿河而居，会倾向于顶部较为开阔平坦的丘陵或者漫长的坡地，背风向阳、地势开阔平坦。

　　依据考古调查采集到的遗物特征，考古人员将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存分为“生活居住址”和“墓地”两种。

　　生活居住遗址采集陶器种类较为丰富，陶质包括夹砂陶和泥质陶，夹砂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泥质陶器包括钵、壶、瓮等。石器中细石器数量丰富，还包括有个体较大的石耜、石斧、石刀、石磨棒等。虽然调查发现的生活遗址数量较多，但是遗址规模普遍较小，应该与区域内缺乏形成超大型聚落的自然环境条件有关。

　　墓地主要分布在老哈河上游、大凌河上游、青龙河流域，采集遗物种类相对单一，主要为筒形器、塔形器等祭祀陶器残件。现有调查材料显示，大凌河上游牛河梁遗址周边区域红山文化墓地数量多，分布密度高，并且有女神庙、大平台这样超大规模的礼仪性建筑，说明该区域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宗教仪式圣地。

　　比对以往发现和研究成果，红山文化生活遗址和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和器物组合并不相同。生活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为实用器物，墓葬内则较少出土陶器，主要是一些摆放在墓地外围专用作祭祀的彩陶筒形器。此外，红山先民的墓葬有“唯玉为葬”的丧葬习俗，墓葬内多随葬精美的玉器。

　　据悉，我省围绕红山文化开展的考古专项调查、勘探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中。

　　来源：辽宁日报·北国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