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记》:在现实与信仰之间
《红军长征记》书封
1936年,小说《乱世佳人》在美国出版,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办。此年初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出发到达中国西北的延安,随后写下了其一生中最为著名的纪实作品《西行漫记》。它还有一个人们更为熟悉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而鲜为人知的是,斯诺写这本书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就是毛泽东同志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是毛泽东同志于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那时,红一方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作者都是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而且他们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都是内心真实的反映,因此真实性是《红军长征记》最宝贵的特征。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上海交大历史系刘统教授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以下简称《红军长征记》)。刘统教授此前曾长期在军事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是知名的党史、军史研究专家。2006年曾整理出版了《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03),201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可视为2006年中央文献版的升级版。此版增加了5篇誊清本文章,对其他文章也做了相关修订,进而更全面也更接近历史原貌,是目前为止最全面完整的长征原始记录。
书中许多细节值得回味和思考。比如,署名必武(董必武)的《出发前》一文结尾处写道:“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此中可见当时红军撤离苏区被迫西行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这一点,或更符合逻辑。又如,刘亚楼《渡乌江》文中的机智勇敢,其细腻真实状,非亲历者自不可写就,其真实性毋庸置疑。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或者说最打动人),书中的记叙也因细腻真实而颇具可读性,这也是这本记录汇编型纪实文学的一大特点。
《红军长征记》有着多方面的珍贵史料价值。历时两年、跨越十余个省的长征,其间所经山川河流、草木人文种种,自不胜数,《红军长征记》中丰富的细节描写,自然少不了记载沿途所历地理地貌、气候气象、历史风土、生活交通种种,这些自然就成为全方位研究长征历史绝佳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其他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多视野的参考和发掘的可能,书中所涉及彝族和藏族区域的记载亦较为丰富,可以为我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红军长征记》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其中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谈笑作乐,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与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
长征的亲历者们,当时都是一群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就是这群年轻人的伟大壮举,才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才有了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建立……才有了超越时代和地域限制而趋于永恒的长征精神,留给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红军长征记》则从真实性角度给了长征一个更加具象和朴素的注解,而读罢掩卷却更觉长征之伟大、精神之永恒。
(作者系全国青联委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
陈义望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