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诗人”杜甫看诗歌主体性
□李少君
主体性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康德强调之后,成为西方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康德认为人因具理性而成为主体,理性和自由是现代两大基本价值,人之自由能动性越来越被推崇,人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特价值。根据主体性观点,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规划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的未来,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在诗歌中,这一理念具体化为强调个人性,强调艺术的独特性。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但极端个人化和高度自我化,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原子化、人性的极度冷漠和世界的“碎片化”“荒漠化”。
中国文化对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歌被认为是一种心学。《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解释:“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唯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是有觉悟的动物,人有灵觉。因为这个原因,人乃天地之心,人为万物之灵。人因为有“心”,从而有了自由能动性,成为了一个主体,可以认识天地万物、理解世界。以心学的观点,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认识天地万物。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
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雅集。这是因为,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问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写诗,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的对象,也因此,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中国诗歌有个“知音”传统,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分享的。
诗歌是一种心学的观点,要从理解什么是“心”开始。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既不是简单地指心脏,也不是简单地指大脑,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枢纽,能调动所有的器官。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来调动,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觉,都由心来指挥。
以心传心,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沟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诗歌应该以情感动人,人们对诗歌的最高评价就是能打动人、感动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钱穆先生认为:好的诗歌,能够体现诗人的境界,因此,读懂了好的诗歌,你就可以和诗人达到同一境界,这就是读诗的意义所在。
心通万物,心让人能够感受和了解世界。天人感应,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感情共通系统。自然万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天地是一个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点,将他人及万物皆视为同胞。中国古典诗人因此把山水、自然、万物也当成朋友兄弟,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白感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称“水光山色与人亲”。
在诗歌心学的观点看来,到达相当的境界之后,所谓主体性,不仅包括个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还有天下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
杜甫早年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有诗之天赋,是天才般的神童,七岁就有过“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这样让人惊叹的表现。年轻的时候,杜甫意气风发,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曾经充满自信地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欲倾东海洗乾坤”。杜甫不少诗歌中都显现出其意志力之强悍,比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雪洒平芜”,“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杀人红尘里,杀人在斯须”,何其生猛!即使写景也有“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何其壮丽!杜甫自己若无这样的意志和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决绝强劲的诗句。
惜乎时运不济,杜甫的一生艰难坎坷,他长年颠沛流离,常有走投无路之叹,但也因此得以接触底层,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使个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国天下的哀悯关怀,写下《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一系列著名诗篇,他以一己之心,怀抱天下苍生之痛苦艰辛悲哀,成为一个千古伟大诗人。杜甫的“人民性”,几乎是公认,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和思想,都认可这一点。由上分析,杜甫“人民性”是逐步形成的。
所以,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充满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丰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一个“人民诗人”,杜甫就是典范。
(《羊城晚报》 2023年02月12日 版次: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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