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 安胜蓝 龚亮

　　1月28日，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提出，广东将突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扎实推动横琴、前海、南沙三个平台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任务落地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成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驱动，近年来，全球各大湾区都在加速抢占新一轮科技创新高地。2022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科技集群100强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蝉联第二位，仅次于“东京-横滨”。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

　　优势互补 打造“最佳科技集群”

　　一条完整的科创链条，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化市场化缺一不可。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在于，它同时拥有内地、香港、澳门的科创要素，三地定位不同、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一片沃土。

　　对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代主任、2022年“科学探索奖”得主麦沛然来说，往返于粤港澳三地是他工作的常态。他和团队在珠海横琴设立了实验室分部，并牵头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以下简称“河套合作区”）成立澳门大学集成电路微电子研究院，专注于芯片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他的技术可以突破澳门的地域局限，在大湾区完成从“0到100”的转化。

　　“澳门和欧美特别是葡语系国家有很多交流合作，有良好的科研基础，但澳门体量小，很难进行技术成果转化。深圳是腾讯、华为等高新大企业集合地。企业对技术的追求和投资有力支持了技术的应用。珠海、东莞等地制造业非常发达，容易实现产品量产。三地分工合作，形成了技术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麦沛然说。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三地形成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格局，即产品设计、销售在香港、澳门，生产制造在广东的“前店后厂”模式。如今，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产业协作发展，“前店后厂”向“一体化”升级，港澳的“超级中介人”角色更加凸显。

　　“近年来，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国家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靠祖国、面向国际’，香港在参与‘双循环’的过程中大放异彩。”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对接国际规则，很多技术和投资可以通过香港引入内地。而内地的科技公司可以借助香港完善的金融、科技服务和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融资上市，走向国际市场。”

　　经历过“去工业化”的香港，服务业发达，制造业相对薄弱。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黄锦辉认为，这是香港抓住机遇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契机。“医疗、金融科技是香港擅长的科技领域。凭借大湾区的孵化能力，香港可以实现一些高新产业的本地研发和制造。”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协同的优势，促成了科创资源的快速集聚和科创成果的井喷——目前，大湾区建成了34家国家级、71家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7万家；专利授权量2021年超78万件，年增长率高达40%；科技财政支出占比基本维持在7%以上的水平，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率达14.52%。

　　机制联通 加速科创要素流动

　　三个法域、三种货币、三个关税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发展的独特优势，也是挑战。一体化、市场化对激发科创活力至关重要，三地面对不同制度规则体系，如何更好地打破行政区域界线，实现机制互联互通，优化资源配置，是大湾区必须回答的问题。

　　建设高水平的合作平台成为关键一招。大湾区先后建成了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粤港、粤澳重大合作平台，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试验示范作用，为粤港澳全面合作提供载体。三大平台在基础设施、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科技研发等诸多领域合作成效显著，促进了技术落地、资金引进和人才流动。与此同时，香港也在打造本地的深港合作对接平台，提出了北部都会区建设计划，加快深港科技创新一体化，更好与内地科创体系联通，打造“国际创科新城”。

　　麦沛然的团队就在河套合作区落地。实验室的建立和科研工作获得了来自合作区的资金、场地支持。在他眼中，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区起到了对接资源的平台作用：“在科研人员培养上，我们通过合作区和南科大、深圳大学共同培养博士、博士后。在技术成果转化上，我们通过平台和企业工程师互动，很快就能实现应用。”

　　“河套合作区不足4平方公里，却是一个枢纽，教育科研资源分布在深港两侧，它能整合市场和技术，并实现技术内引外输，撬动产业发展。”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认为，如今，各具特色的合作平台定位不同，组合形成系统，共同促进了互联互通。

　　与平台建设同步推进的，还有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一体化的探索和创新。近年来，广东省完善财政科研资金过境港澳使用管理制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已向港澳开放；广东省加快向港澳开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国家超算广州中心港澳网络专线已服务港澳地区用户超200家；16类港澳专业人士在前海仅需备案即可执业，南沙出台港澳专业人才在内地申报职称规范性文件，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使得大湾区要素流通更加高效。

　　“过去三地科创难以协同的局面已经结束，在大湾区，随着体制机制的对接不断完善，跨境资金流动取得突破，技术的流通转让也更加顺畅。”张玉阁说，“高效的互联互通有助于技术的研发和转让，香港理工大学知识转移与创业处在2020/21学年落实资助/投资额达8亿港元。”

　　张玉阁表示，互联互通“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未来，大湾区需要继续进行探索，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管理、一些科研样本如生物样本的跨境流通、科研资金的使用等方面继续打通机制，进一步释放科创潜力。

　　吸引人才 汇聚“最强大脑”

　　科创的第一资源是人才，科创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努力。据统计，大湾区总体人才净流入率为1.39%，人才虹吸效应明显。

　　对于科创人才来说，事业发展潜力是他们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数据显示，目前，广东已初步构建了以3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0家省实验室、430家省重点实验室、2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组成的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麦沛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领先的“实验室+企业+互动平台”生态，让科创人才有广阔的施展空间。“我的学生里有很多留学欧美和国内高校毕业的优秀人才。大湾区成体量、成规模的实验室和科技企业提供了支撑，结合整个湾区产业布局，将人才留在了湾区。”

　　除先天优势外，政策支持同样重要。广东近年来不断通过“引才”机制激发科创产业的发展活力：取消港澳居民在粤就业许可，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职业资格“一试多证”，建设“1+12+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推进粤港澳高校合作办学，搭建多种平台鼓励港澳青年到内地就读、就业等，大力引进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而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会，在优惠税制的基础上，推出优才计划，在科技人才签证、工资、房屋上提供优惠政策，并设立创新与科技基金支持人才开展研究、创办企业。

　　“人才在做选择时，考虑的因素越来越综合，看现在，也看未来；看工作，也看生活。”张玉阁说，就业、养老、消费等配套设施建设对人才来说越来越重要。打造宜居湾区，建立优质生活圈也是引才的重要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来，各项人才配套举措不断颁布：完善港澳居民在粤参保政策，港澳居民在粤参保27.92万人次；建设港澳子弟学校，提供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这些措施为科创人才在大湾区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长远来看，大湾区对科创人才的吸引力越发增强、人才虹吸效应越发明显的同时，还要在人才结构上下功夫。麦沛然认为，现在大湾区在科技研究人才上已有良好的基础，但技术成果转化人才还不够，“大学教授在做研究、完成论文之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经验去做转化，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来完成下一环节”。“建议今后大力引进‘战略科学家’‘技术经理人’等技术成果转化专业人才。他们未必做研究，而是科创的组织者、管理者，拥有技术背景，又了解市场前景，助推更多的技术成果加速转化，助力大湾区科创水平不断提升。”张玉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