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3月8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林）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一直很关心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在他看来，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最高门槛是住房问题，进城的农民工属于超低收入群体，很少能在就业城市买得起房或按市场价租得起好房，而一般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大多向有城市户籍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农业转移人口很难享受这些福利。他建议加快分类放宽或取消城镇落户限制的步伐，有序发展城市群和都市圈，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他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市民化，但实现起来面临不少压力，尤其是住房问题。要解决这类群体的住房问题，真正提高城市化率，需要想方设法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住房支付能力。

　　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5.2%，但这个指标仍然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66%的平均水平。“更何况这65.2%的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还有17%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城镇户口。”蔡继明还注意到，近10年来在城镇落户的1.4亿农村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县改市、乡镇改街道，才将农村户口整建制地转变为城镇户口，但由此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完全市民化。

　　根据他的观察，近年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呈现三个新的趋势。一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更趋本地就业。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2010年开始，跨省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占全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比例从31.36%不断下滑，到2021年这个比例已将为24.38%。从2015年开始，跨省农业转移人口的总数更是开始出现下降，“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半径逐渐减小是近十年一个普遍性的趋势”。

　　二是农业转移人口总体老龄化趋势明显，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外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力。2021年本地农业转移人口平均年龄46.0岁，外出农业转移人口平均年龄为36.8岁。老一代的农业转移人口正在返乡路上，更倾向于就地就近务工，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则成为不少行业的用工主体。

　　三是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蔓延导致沿海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受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加速农业转移人口的回流。一些农业转移人口在疫情好转后，就在家乡附近或省内务工。疫情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就业，同时农村土地权益等因素也促使他们选择回流。

　　蔡继明认为，虽然国家一直在加大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但大体量农业转移人口客观上仍无法在主要大城市落户。而近年来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县城可以成为大体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载体。

　　不过，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严重短板。他认为，农业转移人口能否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关键是看其在城市是否拥有住房和较为稳定、持久的工作，其中住房问题是重中之重。

　　目前，我国已探索丰富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工矿棚户区改造房等，还有部分限价房、共有产权房也为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但根据蔡继明的观察，这些保障性住房大多是向拥有城市户籍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农业转移人口很难享受这类居住福利。

　　“如何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问题的难点之一。”蔡继明认为，还应该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保障覆盖面。

　　他注意到，在实际操作层面，当农业转移人口申请保障性住房时，不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往往都会被要求具有城市户籍，或满足一定的工作和居住年限。他认为，还需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收入，增加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覆盖面，最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