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6日，上海，位于南京路的网红打卡地独角兽星空艺术馆升级了浪漫神奇的镜像视效空间，展馆有浩瀚星河、明灯三千等20余个梦幻场景，运用镜面装置结合光影特效，打造出360度沉浸式体验，不少父母带孩子来“太空遨游”。

　　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创新人才培养，我们问题谈得很多，理念谈得很多，原则谈得很多，说到具体解决方案，还不够多，还不够有效。但是，对于基础教育领域的工作者而言，最需要的恰恰是具体方案，老师们说：最好能告诉我怎么做。

　　一、如何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要求：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我们要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就要在“如何”两个字上真下功夫，下真功夫；苦下功夫，下苦功夫。

　　那么，如何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呢？

　　请注意，习近平总书记用的词是“激发”，而不是“培养”。从本质上说，孩子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是上天赋予的礼物，是孩子天生就有的，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不需要培养，事实上也培养不出来。父母和教师所要做的，无非是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把这些被掩盖了的珍宝通过某种方式激发出来，让它们呈现在世人面前；不是浇灭而是点燃他（她）们心中的火，鼓励他（她）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如果有能力有条件再加以有意识的引导罢了。我特别反对一些父母按照成人世界的成功标志去有意识地培养塑造孩子。当他们在含辛茹苦企图为孩子浇铸一个辉煌未来的同时，也许就在亲手毁掉本属于他（她）自己的幸福。

　　我提出一个公式：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创造力。创造力不是抽象的，它由三大要素组成，即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好奇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欲望，想要猎奇的欲望；为了满足好奇心，你要超越你看见的，去想象你看不见的；只有想象还不够，你还想要一探究竟，知道点什么，这就是求知欲。创造力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是决定人类行为的5个“本能的因素”之一，其余4个心理因素分别是饥饿、性欲、活动力和反思。在荣格看来，这些“超越文化适应层次的深层人类冲动，是属于人类天性本身的真实本能。”面对孩子们“真实的本能”，我们，尤其是父母和教师，需要做的是激发而不是遏制，鼓励而不是打击，保护而不是摧残。这些“真实的本能”，就像埋在柴火和枝叶下面的火种一样，我们要去吹风，去呵护，让孩子心中的火苗燃烧起来。

　　首要的保护是不要责骂和羞辱。因为你不知道孩子的创造力会引向何方。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理事长莫瑞·史丹教授曾多次提到他所经历的众多临床案例，展示了一些童年时期父母的责骂和羞辱对儿童创造力的压抑及其产生的终身影响。其中一个案例是：一个8岁男孩随手画了一张地形图，骄傲地向妈妈展示，却被浇了一盆凉水。妈妈是一位严谨的老师，严厉地告诉他正确的做法是把透明纸覆盖在课本的地形图上，严格照着边界摹绘。

　　莫瑞评论说：“这虽然是个小小的偶然事件，但这个讯息以尖锐的方式重创了孩子的心灵，并嵌入在那里，成为艺术自由的禁令。这个讯息是：‘做事方法有对有错，这是精确的图形，那是错误的图形，做事就要做对，要么就别做。’这也就冻结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创造活力。绘画从此不再是他的创造本能可以表现，可以制造新事物，可以发明和实验的领域了。现在这个竞技场是个要求正确性的地方，在那里生产变成再生产，创造力被禁止了。”我们可以对照，有多少父母和孩子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好的理念、原则需要技巧、工具和脚手架去实施。我们不能只是指出问题，向教师展示好的理念和原则，我们还必须告诉他们怎么做。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工具箱和脚手架，并告诉他们使用的方法。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工具箱。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研究开发的“形成性评价”系列课程，正在帮助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管理者和教师学会使用这些技巧和工具，更好地实施那些正确的理念和原则。

　　二、如何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所谓“科学家潜质”，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探索未知世界具有浓厚兴趣，拥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强烈欲望；二是坚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其兴趣和欲望可以持续很久。

　　孩子们都有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欲望，只要父母和教师做好保护就可以了，但第二条比较难做到。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功利性干扰，很难坚持下去。有些干扰来自外部，比如，父母可能会说：你做这些事将来上不了好大学，挣不到钱，找不到稳定工作，等等；也有的干扰来自内部，比如枯燥，长时间失败或没有结果，等等。不仅仅是干扰，还会有很多诱惑存在。在两种力量的夹攻下，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教育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挥抗干扰作用，为他们保持初心，最终成长为他们所希望成为的科学家建立有效屏障。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大中小学教育的无缝衔接，也就是说，尽可能减少（但不是彻底消除，也无法消除）中考和高考等高利害性考试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不利影响，但传统上采取单独“直升班”的做法无论在效果上还是在舆论上都难以为继。一个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在现有教育结构下开展衔接教育，以避免因为公平问题引发社会强烈反弹。也就是说，通过大学和基础教育的有机衔接，使接受衔接教育的学生能够在传统体系中自动脱颖而出，而不是在刷题竞争中被遗憾淘汰。

　　在这方面，教育部和中国科协开展的“英才计划”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十年“英才计划”鼓励了对基础科学有兴趣的孩子在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开展非功利性的研究。因为不和升学挂钩，所以甄别了学生的“真兴趣”和“假兴趣”。同时，那些参加了“英才计划”的学生由于内心受到强大感召，激发了内在的驱动力，在升学结果上也表现得更为出色。

　　在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过程中，有3条关键性原则至关重要：一是保护好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采取各种方式吸引、鼓励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二是提供强大的支持系统，让孩子们的探索在一定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三是完善优化有组织的培养体系，而不是随意性的无章法的零敲碎打。

　　具体做法是在教育和课程中自动实现衔接。对于科学教育而言，最大的困难也许是，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中小学往往无力研发或实施这些课程。这就需要引入新的力量——大学。大学应当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众所周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由三大系统组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现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一支独大，严重挤压和弱化了其他两大系统。人们把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学校，对教育的不满也都发泄在学校身上。其实，学校教育自有其边界，它只能承载它能承载的，承载不了它无力承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后，家庭教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人们对社会教育的价值和作用依然认识不足。

　　我认为，现阶段大学有可能可以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填补其空位。至少可以做两件事：一是大学的大门应当有组织地向广大中小学生敞开。经过3年疫情，实现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做好预约和相应管理即可。同时，一些大学教授可以主动走进中小学，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科学种子；特别是可以帮助各级各类中小学建设好科学课程，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科学馆就聚集了一批教师、教育研究者、科学家、工程师，致力于科学领域的实践创新，开发和推广最新的STEM课程。这些课程基于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生活情境，让他们进行模块化、探索性的学习。其中有一门课程叫“生活离不开化学”，其目标是让更多不同背景的学生了解化学，为他们将来选修更多需要化学基础知识的科学课程打好基础。该课程强调让学生在交互式的教学过程中掌握化学知识，并学会运用化学概念思考问题，“像化学家那样”进行推理和分析。在国内，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研发的“大学先修课程”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好倡导、引导、鼓励和支持的作用。大学和中学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会自愿做好衔接工作，从而实现政府所期望的结果，这一结果要比政府自己做好得多。

　　三、如何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把必须减的减下来，同时把必须加的加上去，这就需要统筹校内和校外两个系统，弥补校内不足，实现校内校外联动。

　　对于基础教育来说，单凭学校的力量是无力承担起科学教育的加法的。校内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和资源；二是机制和人才。和一般性的教育不同，科学教育对于师资、场地、基础设施的要求都比较高，一般学校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很难具备相应条件，必须依靠校外力量予以补充。从功能上来说，校内教育主要满足公共需要，提供普遍性的科学教育，包括课程、活动以及有效的指导等等；但是个性化的，特别是追求卓越的需求就需要校外机构通过市场机制吸引资源和人才才能满足。对于校外的市场化机制，应当区分非营利机构和营利性机构。从科学教育的教育属性上说，现阶段似应以非营利性机构为主为宜，以避免资本的过度无序扩张。

　　要相信并充分发挥教育市场的力量。教育的市场机制是促进教育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协调一致的有力工具，实践证明，它可以有效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和质量，在教育系统中产生比传统的监管工具更好的结果。特别是通过法律、政策和税收减免等鼓励教育公益慈善机构从事此类工作。从根本上讲，市场的作用在于涵养水源，培育土壤。通过无数经营主体的工作，激发出千千万万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那些拔尖创新人才自然而然就会脱颖而出了。

　　从监管角度来看，要处理好政府、学校和校外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有效的做法是：校外机构开发优质课程和教育资源，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实行政府采购。另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是补贴券。政府可以向学校发放科学教育补贴劵，学校使用补贴劵去购买校外机构的科学教育服务。这一工具不仅可以满足科学教育的需求，同时也通过刺激消费推动了经济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秦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