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也有前提，必须是好人一生平安的人，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人，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人，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人，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是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的人！换言之，某些人生不管过去多少年，也还会在浩瀚史册中一笔不苟地存在，为了形容诸如此类，甚至专门创造了“董狐直笔”的成语。可惜的是，这等人生只是作为宏大叙事的垫脚之用。

　　一位从未谋面的人，经朋友介绍，送来这一大叠小说稿，还没开始阅读，自己就忍不住要先发些感慨。朋友的朋友是受人之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不是文稿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名叫覃亚四。从一般角度上讲，他的人生终止于花甲之年。在时光人生与文学人生相互剥离三十年后，人生中最值得流传的部分，通过自己亲手完成的文本长存于世。

　　从事文学工作几十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作品，说得出来理由的好作品与说不出理由的好作品，懒得多看一眼的废话篓子与不得不看的废话篓子，令人振奋与使人沮丧同在，刻骨铭心与过眼云烟同感。尽管历经这许许多多，读到覃亚四先生的文字时，仍旧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惊讶。很难想象，此生无怨无悔的作者，于一九九三年离世前，三山五岳之下，东西南北中间，还没有什么优质的慢生活，也不提倡等一等灵魂，在恰好六十年的生涯中，数不出有几回岁月静好，值得一说的只有勤劳、节俭、奋斗和奉献。令人感怀的还有，当年工作场景远比时下繁忙，上班时间不是以周计，而是以月计，甚至以季度计，几乎没有属于个人的闲暇，作者还能见缝插针挤出时间，写出这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中短篇小说。正值壮年的覃亚四，痴迷地爱上写作，却并不将写好的作品投寄出去，以求发表或者出版。这也证明了，写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我需要写作，我才写作；我需要文学，我才热爱文学。这个道理太朴素了，反而使得人们对其中深意视而不见。

　　如果将文学比作一个必须量化的工程项目，以此来衡量各个阶段的重要性，设计与建造的举世瞩目，并不等于该工程项目的旷世之功。一条运速超快的铁路，来来往往的车厢旅客只有空气和阳光，肯定是欺世盗名。一座高楼雄居世界之首，上上下下的电梯乘员除了蚊子就是蜘蛛，当然就是“鬼楼”了。铁路是用来运送人员货物，不是比赛钢和铁谁跑得快。高楼是要使人安居乐业，并非专供嫦娥奔月的天梯。在文学中，经典所占的位置是大海上耀眼的冰山，那些因为热爱才写出的作品，则是海水下面深藏不露，无限大的冰山山体。缺少因为热爱而存的普通作品，就无法完成文学的经典化。相对文学经典而言，用朴素的热爱，从事朴素的写作，会让其他人认为做得不够好，这种看事情的角度其实也不够好。一个人的文学，首先是人生品相的追求。所以才有我们常言所说，不养一个女儿，父亲内心的深爱就无从表达。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文学，就很难有机会陶冶出包容尘世的大爱之心。

　　二〇二〇年春天，武汉三镇遭受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击，一千一百万人尽数封闭在各自家中，连窗户都不敢轻易打开。也有些人从早到晚，在那里诅咒病毒，甚至将许多东西泛病毒化，那劲头，那模样，似乎只要用比病毒还要凶悍的言语进行还击，就能达到以毒攻毒的功效。病毒显然不在乎这些无损自身皮毛的口水，却使得某些人群中充斥着比病毒更加可怕的戾气。所谓江汉无言水自流，两年后的这个苦夏，读到覃亚四先生遗留下来的这份文稿，内心深处的慰藉，已然超出文字本身。说是很难想象，其实还是能够想象。武汉“封城”的七十六个日日夜夜，一千一百万生命个体并没有活成某些别有用心者认为的千人一面的苦闷样子，在那些看上去了无生气的门窗后面，曾经被五光十色的生活表象屏蔽的普通人，得以悄然发出动人的辉光。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刻，有人说，病毒越是凶险狡猾，越能激发生命的潜能，甚至有利于促进人类的进化。那种时刻，那些不爱听大实话的人，变本加厉的反常反应可想而知。事情过去了，再回头看，对于早前的过分行为没必要脸红，更不需要道歉，能在自个儿内心分清人性来路就好。就像覃亚四先生的家人，一方面同左邻右舍一样，将每一扇门窗当成关隘来守卫，一方面又翻箱倒柜找出覃亚四先生的遗作，拂去三十年的蒙尘，全家人聚在一起，一字一字地体会父辈经历过的不易，一句一句地感恩父辈留下来的美好。用这些后辈儿女的话说，如果不是疫情，哪儿会想起父亲留下来的这些从未示人的文稿？如果不是疫情，又哪儿会想起要使这些几近人生自述的文字公开出版？

　　不久前，国内外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就《凤凰琴》发表三十年进行学术研讨，我曾说过这么一些话：“一个作家带着自己的作品回到故乡，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与欢迎，这样的荣誉，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在文学中，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作品，是不正常、也是靠不住的。一部描写普通人的小说，时隔三十年，还能在社会生活中有着如此反响，实在让人意想不到，这也是文学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常言说，近乡情更怯。无论是惯于抛头露面的资深写作者，还是与覃亚四先生类似的不为人知的潜在写作者，能与家中男女老少一起愉快地分享自己的文字，远比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赞美更加荣幸。

　　将覃亚四先生的遗作按时间线索一篇篇接续起来，宛如一部从共和国捍卫者到建设者的个人奋斗史。最早的《琼岛筑梦》中年轻的工程兵战士，由荆江分洪到南海之滨挑战台风、修筑国防公路再到新建武钢，洋溢着与共和国同步的青春华彩。接下来的《长堤破晓》描述了在十年特殊时期，人与社会同在历史漩涡中，再难再险也要守望相助，保护家园，期盼未来。到了《绿叶黄叶》的八十年代初，那是一段历史与时代难得一起浪漫的日子。然而，浪漫的日子终将要告一段落，对幸福浪漫的分享，必然会引出矛盾的另一面，《江汉春风起》如实写出改革进入到瓶颈期，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无法不像分享幸福那样去分享社会生活全方位的艰难。

　　三十余万字，不算长，也不算短，从头到尾，令人感受最深的还是那永不褪色的朴素。

　　当前的文学，说朴素的很多，真正朴素的极少。

　　说到底，真正的朴素需要有资质和资格。

　　正如无法要求一个混沌初开的少年是朴素的，更不可以责备一个尚未启蒙的幼儿做人不那么朴素。朴素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朴素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朴素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朴素是高处不胜寒！

　　覃亚四先生的朴素，是一种宛如史志的与生俱来。

　　读覃亚四先生的小说时，自己还在读《东周列国志》。杜牧曾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意思是说，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消灭秦王朝的是秦王朝自己，不是天下的人。如果六国各自爱护它的人民，就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来抵抗秦国。假使秦王朝又爱护六国的人民，那么皇位就可以传到三世乃至传到万世，谁能够族灭他们呢？就此杜牧进一步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如果后人哀悼六国和秦王朝却不吸取六国和秦王朝的教训，只能使更后的人又来哀悼这些后人。

　　这种兴亡之论，用于文学艺术也是真理：文学艺术的高峰只能建立在自己脚下坚实土地之上。朴素很容易被当成浮云，当成非才华，当成茶余饭后的一地鸡毛，而要体验朴素在各个方面的伟力，既要胸襟宽广，更要一个人表里如一。诚如六国兴亡由民心向背所决定，秦王朝仅二世便不再同样由民心向背来决定。令人们赞颂的朴素，总是在关键时刻用来证明文学艺术高峰与低谷是如何发生的。没有朴素就没有土地，就没有万物升华；没有朴素就没有营养，就没有文学艺术光彩照人。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性者得人生。在人生中，任何本领都比不过人性，人性强大了，言谈举止之中，都会蕴涵事半功倍的效应。在人性中，最突出的价值则是朴素。面对比人类还古老的病毒，人类本该用比病毒更善于进化的朴素本领，找出比消灭病毒更加可靠的方法。这种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而不去干涉病毒的强大与否。大爱之下，生命与共，人类才能长存。这世界，唯有人的大爱才能胜过比人类还要古老的病毒。覃亚四先生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人间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病毒，疫情之下，他的遗作却是世道人心的一种见证，这样的生死之交，是值得信任的。

　　二〇二二年九月四日于斯泰苑

　　刘醒龙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