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马荣瑞

　　5月7日至8日，第二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举办。该论坛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委宣传部等共同主办。本次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专家学者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济济一堂，为凌家滩遗址的发掘研究以及后续保护利用建言献策。

　　凌家滩遗址是一处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自1987年首次发掘至今，历经14次发掘，先后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2012年，第一届凌家滩文化论坛在马鞍山举办。

　　时隔多年，再次举办的凌家滩文化论坛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于凌家滩考古，与会代表又提出了哪些建设性意见，形成了哪些学术共识？

　　凌家滩有望成为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实证

　　探讨、分享凌家滩最新发掘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同时指导开展凌家滩文化的相关研究，这是本届论坛主办方为与会代表设定的两大议题。

　　在论坛主旨演讲环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张小雷首先介绍了遗址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据介绍，2020年至2022年，考古工作者完成凌家滩遗址勘探18万平方米，遗址发掘3000余平方米。对遗址南部大型红烧土遗迹进行揭露，以寻找与墓地相匹配的大型建筑；发掘了外壕北部缺口，了解遗址北端是否存在防御设施。

　　张小雷重点介绍了考古人员在墓地西侧发现的燎祭遗存。其中出土的一批独特玉石器就包括凌家滩目前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石钺和玉璜。此轮发掘中，考古人员初步认定，凌家滩遗址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的大面积红烧土遗迹年代为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距今5500年至5350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研究馆员认为，凌家滩最新考古成果，首次以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遗址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首次发现大型仪式活动相关遗存，深化了对聚落布局、核心区功能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最大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凌家滩在各地满天星斗般的灿烂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学科研究的全面开展，凌家滩遗址有可能成为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的实证，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在本届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凌家滩遗址有着诸如墓葬区、祭祀区、大型建筑区等明确的功能分区，尤其是最新考古发现的高等级大型公共建筑区，以及出土大量玉石钺的祭祀坑，与此前发现的多达数百件随葬品所代表的集宗教祭祀权和军事指挥权于一身的权贵墓葬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已经或即将跨入文明社会门槛。凌家滩遗址与良渚遗址之间若干相似因素的存在表明，前者是后者的源头之一。凌家滩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对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关键时期的关键材料。

　　关键线索揭示跨区域文化交流

　　在本次文化论坛上，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揭露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等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些关键线索，参会代表就凌家滩、良渚、红山、大汶口等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联系展开了热烈探讨。

　　经过对红烧土遗迹取样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吴又进发现，凌家滩大型红烧土遗迹中的烧土样品烧成温度均大于900℃，部分烧土在高温段的保温时间较长，推测为窑内控温烧制而成，据此推断凌家滩可能存在专业化的烧土制作作坊。吴又进还在遗址墓葬区西侧祭祀区红烧土遗迹中发现了高岭土这一重要矿料资源。

　　作为与良渚、红山并称的“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凌家滩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本届论坛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通过对玉器的材质、纹饰及母题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后表示，凌家滩玉石手工业见证了长江下游用玉观念和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同时期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玉文化为代表，凌家滩在良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密切关系通过各种层次日益显现。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比较了红山文化与凌家滩出土的玉龙、玉猪、玉石钺等玉器造型的异同后说，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中部分玉器造型的相似性，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他呼吁加强对比研究，开展合作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进而真实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凝聚共识开启凌家滩研究保护新篇章

　　古事可考。如今，凌家滩的考古发掘工作让一件件史前文物洗尽铅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5月7日下午，与会专家来到凌家滩遗址开展实地考察时发现，这里已然成为集考古、科普、教育、研究于一体的研学基地。

　　自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以来，凌家滩遗址在国家与地方主管机关及考古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国家重大课题；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为安徽唯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考古项目……安徽省高度重视凌家滩遗址保护工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安徽第一个大遗址保护地方性法规——《安徽省凌家滩遗址保护条例》，让凌家滩遗址保护迈上法治化轨道。

　　随着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新时期对凌家滩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以及保护展示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5月8日举行的论坛分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认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年代”“环境”“生业”“聚落”，四位一体，缺一不可。未来，要探索凌家滩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建议加强凌家滩考古研究工作中对于生业形态的研究，特别是要探寻凌家滩文化在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凌家滩未来的考古研究工作应当继续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与指导思想，逐步将凌家滩中心聚落对于周边地区的控制范围，以及凌家滩文化的辐射范围纳入今后的研究视野。同时，适当发掘遗址周边中小型聚落，与凌家滩文化开展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建议。

　　“尽管与会学者们研究方向不同，关注问题有别，但已经取得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凌家滩是一个复杂程度颇高的社会，在同时期的江浙地区乃至全国无出其右者。无论是从文化传统还是族群上看，凌家滩都是良渚文明的前驱。在探讨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构筑多元一体的史前中国历史宏大叙事上，凌家滩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在本届论坛闭幕式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做出如上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