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讲述】

　　编者按

　　编修典籍，是国运昌盛、物阜民丰的一大标志，也是赓续文脉、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强调：“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为了收集、保护、编修并研究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许多学者、编辑、出版人夜以继日、孜孜求索，伴青灯黄卷，守墨韵书香，甘于倾注十年、数十年乃至毕生心血铸就文化丰碑，传承民族智慧。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修典人，阅读书页背后的动人故事。

　　甲骨一片文脉长

　　讲述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 黄天树

　　《甲骨文摹本大系》是我和团队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著作，回想过往岁月，依旧感慨万分。要问为何编这样一部“大系”，还要从我求学、治学的经历讲起。

　　198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读博士，师从裘锡圭先生。入学后，我住在燕南园南面的29号楼318室。那一年，裘先生刚满50岁，大概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对甲骨学有精深的研究。我对这门学科也有浓厚兴趣，一开学，便把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他欣然应允，建议采用“先分类后断代”的新方法进行研究。

　　当时，最便捷的分类办法就是复印一部或购买两部《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是双面影印的），然后把里面的甲骨拓本一片一片地剪下来，根据字体特征进行分类。但是，当年我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只能用透明的薄纸蒙在甲骨拓本上描摹，用摹本进行字体分类。这种经历让我既搜集了第一手甲骨资料，又掌握了阅读甲骨文原始资料的能力。这或可视为我编纂“大系”的一种缘起。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有字甲骨是16万多片，若每片以10字计算，总字数已超过160万字。但是，甲骨文要作为史料来运用，前提是要确定其时代，否则便是一堆断烂朝报，缺少科学价值。

　　所以，我们打算按照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整理甲骨文资料，把原本庞杂无序的有字甲骨整理成井井有条的史料，这对于后人治学、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编纂“大系”可谓事无巨细，我和团队点滴摸索、反复研究、屡次修正，终于使其面世。总体来说，其过程大致有选择佳拓、剔除伪片、删除重片、缀合残片、分类断代、制作摹本、撰写释文、编制索引。

　　以制作摹本这个环节为例。凡是2014年以前出版的8万多片有字甲骨，不论碎片大小和字数多少，“大系”全部收录。对于缀合而言，无论大小，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只要缺少了一小片，就无法复原甲骨全貌。为了更准确地描摹文字，我们不仅要关注甲骨刻辞，还要关注文字所依附的甲骨材料及其形态。

　　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载体不同，直接影响它的缀合、临摹效果。所以，团队中很多人都养了乌龟，观察龟壳的齿纹、盾纹、边缘等。只有了然于心，遇到一些甲骨碎片时，才能根据纹路精准判断它在完整甲骨上的部位，否则只要一小片放颠倒了，就会直接影响文字鉴别的准确性。

　　十多年来，团队成员都秉持着匠心对待这份事业，周六日加班、工作日熬夜、费尽周折查找资料的事情常有。几乎每一个摹片都经过了反复推敲、修正，有时几百片已摹好，但经审核发现一些欠妥之处，便又推倒重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今的甲骨学，已经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历史上，埃及古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都中断、消失了，只有汉字经过不断演变延续至今，甲骨文成为中华文化赓续相传的重要载体。但甲骨的出土之日，也是它损坏的开始。作为一名甲骨学者，有责任把它著录、保存下来，这是甲骨学代有传承的基础。当下，甲骨学不再是冷门绝学，而是一门“朝阳学科”，希望后继学者秉持一份初心，常怀一份匠心，把这门学问发扬光大。

　　丹青千古留芳华

　　讲述人：浙江大学出版社艺术分社总编 葛玉丹

　　今年年初，我带着家人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展厅，亲眼看到了自己参与出版的图书集体亮相，深感光荣与自豪。

　　还记得2014年2月，我被安排至总编办担任主任一职，第一项任务便是协助总编辑完成“大系”中《元画全集》的结项验收工作，这是我接触“大系”的开始。当项目启动第三轮全世界范围内采集高精度图像资源的任务后，编纂出版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凸显。我被紧急征召入组，正式参与“大系”的编辑出版工作。

　　这时，“大系”计划内的出版规模扩充至220余册，入编的历代绘画作品扩大至12000余件（套）。为了更好呈现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并为艺术史研究提供更为完备的图像文献，我们在梳理文献、搜集数据、准备扩编的同时，还对这一阶段的《明画全集》《清画全集》编纂体例作了重大调整。

　　说实话，这给编纂出版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比如，概述和作品说明增加了，意味着撰稿人员要从上百位增加至五百余位，工作量也随之增加。题跋、印章释文的增补，对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参考文献同步增加，前期核对与梳理工作极其耗时耗力。

　　另外，由于按画家分卷分册，所以只要付印文件还没有上机，一旦发现哪里还有本卷画家的重要作品，就得随时补录。而这一补录，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明画全集》沈周卷临近付印时，项目组得知原为翁同龢旧藏的沈氏《临戴进谢安东山图》由其后人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于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馆方，在各方全力支持下紧急补拍，并同步制作版权信息、撰写说明。这样，该卷所涉图序及相应版式全部重新调整，审校流程重新增补，定稿文件全部推倒重来。

　　为确保编纂质量，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严标准。要求每一册图书的编校差错率控制在小于万分之零点二五。制定了一套标准工作流程，建立起资源共享平台，确保每道工序有章可循。

　　强队伍。除了利用浙江大学学术优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编审校队伍外，还寻求外力支援，邀请全国印鉴、古文字研究、古籍出版等领域专家充实外审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全程支持、念兹在兹，始终激励着我们。数年里，大家面对复杂繁重的工作，全都坐稳“冷板凳”，坚持高效的工作节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保障整体进度正常运行。如今回首，觉得加入“大系”团队是一件无比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愿丹青千古，文脉长存。

　　影印存真故纸新

　　讲述人：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员 王江东

　　5月15日，文溯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样影印精选版《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精选》在甘肃兰州市首次出版面世。这是文溯阁《四库全书》自2021年启动数字化影印出版工作以来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清点、整理、移交、扫描、校对、出版……每一道程序都倾注了大家的心血与热情。

　　在这之前，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现存四阁中最后一部未数字化和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图书馆经过长期缜密的筹划论证后，于2021年启动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字化影印出版工作。

　　我作为其中一员，主要负责全书的清点、移交工作，恒温恒湿的古籍书库是我的工作主阵地。在这里，6144函、36315册书籍分装在1128个特制的香樟木书柜里，等待我们目睹真颜。

　　每天清晨开始工作，我们会穿上工作服，戴上口罩、配上手套和鞋套，将函盒从书柜里取出，放在工作台上打开、清点、登记，再放入柜中存好。清点，并不是简单地清点数量，而是要将每一函、每一册书的资料录入登记表里；每一函的函盒、夹板、束带、铜扣的存缺程度，每一册古籍的题名、卷数、页数，以及有无破损、污迹或霉斑等情况，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工作内容看似机械枯燥，但一想到可以欣赏到皇家钞本的楷体书法、古代名人手绘图谱，感受先贤对文化的追求与造诣，就觉得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事情。

　　古籍整理要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因为，前人整理中很可能存在谬误，发现并校正它们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编辑出版好这部典籍，为今人提供最真实原始的材料，是编者的使命，更是对历史的敬意。

　　《四库全书》共有七部，至今留存的只有三部半。古籍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昭示我们，只有国家强盛，才有文运昌明。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曾说过，整理古籍是“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的事业。作为新时代的护书人，我们有义务把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数字出版传古韵

　　讲述人：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员 王江东

　　5月15日，文溯阁《四库全书》原大原样影印精选版《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精选》在甘肃兰州市首次出版面世。这是文溯阁《四库全书》自2021年启动数字化影印出版工作以来一项最重要的成果。清点、整理、移交、扫描、校对、出版……每一道程序都倾注了大家的心血与热情。

　　在这之前，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现存四阁中最后一部未数字化和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图书馆经过长期缜密的筹划论证后，于2021年启动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字化影印出版工作。

　　我作为其中一员，主要负责全书的清点、移交工作，恒温恒湿的古籍书库是我的工作主阵地。在这里，6144函、36315册书籍分装在1128个特制的香樟木书柜里，等待我们目睹真颜。

　　每天清晨开始工作，我们会穿上工作服，戴上口罩、配上手套和鞋套，将函盒从书柜里取出，放在工作台上打开、清点、登记，再放入柜中存好。清点，并不是简单地清点数量，而是要将每一函、每一册书的资料录入登记表里；每一函的函盒、夹板、束带、铜扣的存缺程度，每一册古籍的题名、卷数、页数，以及有无破损、污迹或霉斑等情况，都要一一记录在案。工作内容看似机械枯燥，但一想到可以欣赏到皇家钞本的楷体书法、古代名人手绘图谱，感受先贤对文化的追求与造诣，就觉得是一件十分有价值的事情。

　　古籍整理要有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因为，前人整理中很可能存在谬误，发现并校正它们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编辑出版好这部典籍，为今人提供最真实原始的材料，是编者的使命，更是对历史的敬意。

　　《四库全书》共有七部，至今留存的只有三部半。古籍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昭示我们，只有国家强盛，才有文运昌明。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曾说过，整理古籍是“专为前贤形役，不为个人张本”的事业。作为新时代的护书人，我们有义务把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记者 李晓、陆健、宋喜群、崔志坚、王斯敏 光明日报通讯员 张川惠子）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