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编织出来的美丽神话
作者:于国鹏
电影《封神》上映一月有余,票房已超过22亿元。这么好的成绩出乎很多人预料。这也恰恰说明,大家从心底里对神话怀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欢。
《封神》受到传统文化和中式美学的哪些影响和启发?导演乌尔善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我觉得神话、史诗,它其实触及到一个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的表达,还有整个民族智慧,所以我们在一个中国传统神话里面去寻找这种生命本质的意义,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故事,但它又是一个可以放在不同文化中都能共享的一种价值的探讨,或者是一种价值的选择。”
至于电影中视觉概念的创造,同样也离不开传统文化。而与现实生活相比,电影毕竟还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乌尔善说:“这个(指电影艺术)世界完全要是原创的,它不能直接来自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文物,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历史还原的电影,我们是一个神话想象的变异。”
从艺术精神上来说,这段关于电影对神话的“想象的变异”表达方式的阐述,与神话对现实世界的表达方式并无二致。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神话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文艺创作从神话中汲取了哪些营养?
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神话产生的原因,来自于先民对周围世界诸多现象的不理解。他们就此展开想象、联想,幻想有神灵、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就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神话。神话逐渐丰富,并广泛传播,又影响到宗教、文学等多个领域。神话在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也有积极参与塑造社会现实的另一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小说起源时,曾对神话与传说的起源作过提纲挈领的论述。关于神话的起源,鲁迅认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与传说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鲁迅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如今,我们往往笼统地称为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非常直接。鲁迅先生这样总结:“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他认为,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甚至包括宗教,源头都是神话传说。
今天各地都有流传在当地的一些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的载之于典籍,有的只是在民间口口相传,也有一些在漫长的历史中湮灭。就流传下来的这些而言,里面都有“人力所能以上”的神灵或者力量存在。这些神灵存在着一个逐渐人化的过程。而这些神话与传说,又或大或小影响到历史叙事。
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神话与传说。其中,提到王母娘娘时,有这样一段记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从蠃母山)再往西三百五十里到达玉山。西王母就住在玉山上。西王母什么模样呢?只是“状如人”。可见,在早期的神话中,王母娘娘离“神性之人”尚远。而到后期各种传说中,王母娘娘不仅已经没有了异样的“神相”,各方面反而都与人间的“人王”形象非常相近了。
为什么要通过这些故事将神进行“人化”呢?主要还是为了增加人们对神的亲近感,也有利于强化人们对神的崇拜与信仰。
同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神的人化过程中,人的神化也在同步进行着。对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记叙中,一些特殊人物身上因种种原因被赋予了或浓或淡的“神的色彩”。
关于人的神化,涉及到普通人的不少,最典型的还是关于帝王的。有关帝王的记载,尤其是帝王出生前后的“异象”,且不说一些野史小说,即使是在正史典籍中,往往也有很多离奇描述,让人读了感觉非常玄乎。这种记载比比皆是。
例如,《隋书》中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的传记中就包括了很多。其中描写杨坚在冯翊般若寺出生时,“紫气充庭”。外面来了一位尼姑,上前对杨坚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很不一般,不能把他放在俗间养着。于是,这个尼姑把杨坚安排到另一处馆舍中,亲自抚养。
有一次,杨坚的母亲去看孩子,正抱着孩子时,“忽见头上角出,徧体鳞起。”杨坚母亲大受惊吓,以至于把襁褓中的孩子失手扔到地上。此时,正巧尼姑从外边归来,见此情景,对杨坚母亲说,这可是惊吓着孩子了,而这一惊吓也导致他“晚得天下”。
在这段话中,那“头上角出,徧体鳞起”的描述,显然就是明言杨坚乃“真龙天子”。
类似这种描述,当然是为了凸显帝王的不同寻常,但显然也是把人神化了。
为什么又要把人进行“神化”呢?从历史上看,把人神化的目的多种多样,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增强人的威严,强调人的不可冒犯,强化对人的敬畏与崇拜。对帝王的神化就是如此。
把人神化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通过“善相者”实现的。
如汉高祖刘邦,懂相术者见之皆谓其面相与气质异于常人。吕公见过刘邦后,感觉他前程锦绣,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一位精于看相的老人,为刘邦相面后,说他将来“贵不可言”。后来,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吕公的女儿,也成了皇后。
其实,前述隋文帝杨坚,也有包括“善相者”在内的多人注意到他的相貌不凡。《隋书》中记载,杨坚年轻时,周太祖宇文泰见后赞叹:“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有一位善于看相的赵昭,偷偷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
看相甚至成为专门之学。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还设有《骨相》专章,谈的就是相术。
“善相者”是否真有这么高强的本领,能够一眼看透一个人未来的尊卑贵贱与祸福休咎?就上述几件事而言,恐怕是后人虚夸其事、人为造神的成分更多些。
与“一看面相便知未来”的玄虚相比较,在“人的神化”过程中,以表现人物智慧过人而提升其地位与影响的做法显然更靠谱些。例如,孔子被尊称为圣人,同样有一个逐渐圣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附会之说出现,但更多有关孔子的记载,主要是表现他卓然不群的见识与智慧,并以此逐渐塑造出他的神圣形象。
体现孔子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表现他强大而严密的观察与逻辑推理能力。这种能力使他能够举一反三,见人所未见。《孔子家语》中所记载孔子辨认萍实的故事,非常有代表性。楚王渡江,发现江中有个“大如斗,圆而赤”的怪物,径直撞上舟来。楚王自己不认识,问遍群臣,也没人知道。于是,专门派使者到鲁国请教孔子。孔子告诉使者,这怪物其实是萍草的果实,可剖而食之,而且(萍实)“吉祥也,唯霸者为能获焉。”使者回去后,将孔子的这番话转告楚王。楚王非常高兴,就将萍草的果实剖开吃了,味道果然非常鲜美。
但是,他们依然都很疑惑,孔子怎么知道这是萍实的呢?他是未卜先知的神吗?或者他有什么不同于常人的神力?最终,孔子解开谜团。原来,孔子曾经到郑国去,路过陈国,听到当地小孩子唱童谣:“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所以,孔子由此推断,这是楚王应验了而已,才敢大胆推荐楚王“剖而食之”。
由此可知,孔子的圣明并不神秘。孔子的见识总是高人一筹,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不可知的神力,他也并未依赖什么不可知的神力,而是因为他能够通过细致观察与严密推理而见人所未见,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对人的神化,可靠得多,也可信得多。
我们看到,神话传说一直都是文艺创作喜欢选择的题材,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欣赏的类型。电影《封神》可算一个新的例证。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特别的一点,在这类文艺作品中,无论是对这些人或神的形象刻画与塑造,还是主旨与思想的确立与表达,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判断。这无疑也得益于传统神话传说的熏陶和滋养。(于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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