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是第39个教师节。一百年前，在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的课堂上，一位不到30岁的青年教师，正在教授解剖学。他对医用解剖很熟悉，对美术又有研究，把这门课程教得很实用。

　　那时课堂上的众人不会想到，这样一位颇受学生喜爱的青年教师，数年后会完成一件惊天壮举，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名青年教师就是后来被誉为隐蔽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他“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智截“顾顺章被捕叛变”密电，为保卫党中央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隐蔽战线历史上，还有许多和钱壮飞一样的“先生”，他们或言传身教播撒革命火种，或深入调研指导情报工作，或治学严谨终成一代大家。他们是教师，也是战士，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传播进步思想，燃起了无数国人救亡图存的斗志。

　　王学文：沈安娜的革命引路人

　　新中国成立过程中，在隐蔽战线有这样一个女子，从1938年至1949年的11年间，她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员，为我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一度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这个女子就是沈安娜。

　　她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还要从她的“红色导师”王学文说起。

　　1927年，王学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入党后不久，王学文就与中央特科建立了工作关系，协助开展情报、调查工作。

　　1933年，王学文正式加入中央特科，成为特科的重要情报骨干和领导力量。他曾鼓励和指导沈安娜“打入”国民党内部任速记员，是沈安娜在隐蔽战线的革命引路人。

　　1937年，王学文奉调延安，在中央党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他们称王学文为“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王学文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组专门委员、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兼研究员、教育部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等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学习方法的论著。

　　张友渔：营救彭真等被捕革命同志

　　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里，一位老人的铜像映入眼帘，让人倍感亲切。这位老人是我国法学巨匠张友渔，他为新中国法治事业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革命战争年代，张友渔曾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授课，师名远扬。但许多人不知道，张友渔也是党的隐蔽战线的重要情报骨干。

　　1928年，张友渔受党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搜集情报并开展统战工作。他在法租界创办北方书店，作为情报联络点，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巧妙营救出包括彭真在内的数十名被捕革命同志。

　　九一八事变后，张友渔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张友渔受党组织派遣说服宋哲元出兵抗战，固守北平；开展李宗仁、石友三部队统战工作，为台儿庄保卫战胜利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此后，张友渔前赴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开展情报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友渔积极深入法学研究，成为我国法学界的权威和泰斗级人物，为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匡亚明：文章被毛主席指定为学习材料

　　南京大学有一所“匡亚明学院”，是为纪念匡亚明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卓著贡献所建立。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曾率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创设一批重点大学的构想，是吉林大学的重要奠基人，两度出任南京大学校长。

　　鲜为人知的是，匡亚明在投身教育事业前，还是一位曾经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老革命”。

　　上世纪30年代，匡亚明在上海从事隐蔽斗争。他回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随时都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搜捕，面临与组织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的境地：“当时处境很危险，白天出去，不晓得晚上能不能回来”。他曾四次被捕入狱，长期关押，屡遭酷刑，始终未曾丧失信念与斗志。

　　全面抗战期间，匡亚明在中共中央情报部任职，对国内外、敌我友情况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一文，提出调查研究是决定革命行动的依据，得到毛泽东同志高度肯定，被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对于隐蔽战线，匡亚明曾这样说：“在革命生涯中，心中抱定信仰，无怨、无悔，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

　　党的隐蔽战线使命光荣、英雄辈出、群星璀璨。隐蔽战线上的这些“大先生”们，不仅以师者之姿引领青年不断追求进步，更以战斗之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