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新平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

　　这是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第一句话。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划分了一个时代，它象征着人类的一种自我状况：不再是美妙的万物灵长，而是成了丑陋的甲壳虫。人类创造着一切，却也失落了自己。非人化的事实是可怕的，非人化的狂热更为可怕，但最为可怕的是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非人化。变形的格里高尔无疑是痛苦的，但他至少有幸发现了变形，而嫌弃他的亲人们未必想过自己是否也和他一样变形。如此状况犹如尤内斯库《犀牛》中的情形：在非人化的狂热之下，镇上的人们接二连三地变成了犀牛。这部戏剧几乎就是《变形记》的舞台版，区别在于变形不是孤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群众共同制造的恐怖。

　　最后，除了主人公贝朗热，其他人全都变形为犀牛。在这个坚持不变形的人看来，那些犀牛当然是非人化了，但在犀牛们眼中情况刚好相反，它们会把这个没有变形的人看作异端，而绝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形的事实。毋庸置疑，变成甲壳虫是不正常的，但在一个异化世界里，唯有发现自己变形的人才是正常的。然而，生活的荒诞性恰恰在于，不是让异化的人们变得正常，而是使非异化的格里高尔死了。变形虽然可以被发现，却无法将其摆脱。

　　如果说《变形记》启示人们觉醒，那么《犀牛》则呼唤人们反抗。这部具有浓郁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戏剧，呈现了个人如何被语言、文化、墨守成规和哲学理想化的陈词滥调和谎言所诱骗，而消除这些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负责任地选择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格里高尔将变形当做自己被消灭的理由，而尤内斯库则将发现异化看成抗拒异化的开端。《犀牛》直指人的异化、存在的焦虑、生存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直指人在毫无意义的宇宙中对意义的不断渴望，并最终在深渊中找到自我。它戏剧性地表现了主人公贝朗热的彷徨无措，他是一个被夹在两个虚假世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和犀牛轻率而躁动的世界——之间的普通人。

　　《犀牛》是对纳粹国家的压迫和恐怖的抨击，是关于“墨守成规”的“普遍寓言”。尤内斯库认为自己有责任揭露这种使个人沦为奴隶的可怕制度的疯狂之处。他熟悉这样的情况：朋友们突然变成了肮脏的野兽，没有头脑，被口号控制。当此时期，人的价值在下降，动物本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犀牛”被用来描述“集体异化的过程”。诚如尤内斯库所言：“人们允许自己突然受到一种新宗教、一种教义、一种狂热的控制……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目睹了一种真正的精神突变。我不知道你是否站在他们身边，你会有一种面对怪物的感觉，比如犀牛。他们既坦率，又凶残，他们会凭良心杀了你。”

　　贝朗热是孤独和孤立的象征，承担着人类的全部责任。他不像朋友们那样聪明、有才华、彬彬有礼，但他能感觉到存在的荒谬。他意识到完全的绝望是对屈服的一种痛苦抗议。他不想像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他坚持到最后的姿态，表现出他的道德感、个性和人性，而镇上的其他居民却逐渐变成了犀牛。个性是全剧最重要的主题，它衍生了反犀牛的中心隐喻。尤内斯库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如何依赖理性和“逻辑必然性”来为任何可能出现的现象提供理由的。

　　第一幕中逻辑学家和老先生围绕逻辑展开了对话，前者提出了一种伪知识的方法来解决每一个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的弊病之一，因为它往往会忽视现实和情感表达的自发性。当逻辑学家证明苏格拉底是一只猫时，他说明了理性的断裂与荒谬。“所有的猫都会死。苏格拉底死了。因此苏格拉底是一只猫。”随着犀牛的出现，镇上的人们起初感到震惊，但很快就卷入了关于犀牛是长着一只角还是两只角的无关紧要的辩论中。人们没有对混乱、无序和暴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是利用逻辑和理性来掩盖现实的非逻辑本质。《犀牛》的另一个主题是人被自己的智慧背叛。每当他试图利用这种幻觉为不合理的事情辩护时，他就会被逻辑错觉背叛。完全依赖权威的现代人失去了个性意识和个人思维，从而放弃自身的责任，将社会秩序的力量视为唯一的希望，认为其将代替他接受负担，并作为对自由的回报，给予正义、秩序和宁静。

　　贝朗热是剧中唯一一个因为积极接受非理性而愿意探索自由可能性的角色，并因此从掌控其他人的命运中获救。事实上，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机器的自动化，而在于激情、欲望和邪恶本能的自动化，这在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有着淋漓尽致的反映。最后一幕中，贝朗热和杜达尔关于邪恶和正义的对话表明，后者是下一个放弃人性和个性的人。杜达尔宣称，他加入犀牛群只是为了了解它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将保持头脑清醒。”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自己与动物合二为一的决定找到了理由，而他的离开使贝朗热及其女友戴琪成为犀牛群中仅存的人类。墨守成规的大众对异化的恐惧是次要的。除贝朗热外，参与变形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因和倾向。这样的疯狂和无法理喻在于，你分不清是人把自己变成了犀牛，还是犀牛经由变形，谋杀了人类。

　　通过展示“成为犀牛”的吸引力来证明人类盲从的倾向，尤内斯库阐释了荒谬和危险的程度，而通过贝朗热和戴琪的关系，尤内斯库呈现出的则是现代社会中爱情关系的失败。起初，他们想要通过彼此相爱来分担孤独，但很快戴琪就变得虚弱，缺乏耐力和自信，从而导致了她的不抵抗态度。

　　尤内斯库以塑造贝朗热的方式提出了鲜明的存在主义主题，即人通过抵制墨守成规的诱惑，通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以在这个孤立而无意义的世界中赋予自己存在的意义：“那就拉倒吧！我要面对整个世界自我防卫！我的卡宾枪，我的卡宾枪！面对全世界，我要自我防卫，面对全世界，我要自我防卫！我是最后的一个人，我要做人做到底！我不投降！”

　　贝朗热决心把人类的全部责任扛在肩上。他的勇气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一线希望。尤内斯库的荒谬辩证法归结为两个命题：他对人类的责任与他对自己本性的责任是一样的。因为背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背叛他人，而背叛他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背叛自己。只有通过寻求独立思考和个性化的自由表达，甚至是与绝望和死亡的斗争，社会才能有望消除荒谬生活的受害者。就此而言，尤内斯库与加缪很接近。（作者为文艺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