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各类藏品总量已达19.3万件（套）。

　　自2014年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以来，纪念馆新增860件（套）文物，其中一级文物63件（套）、二级文物204件（套）、三级文物593件（套）。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记者从新增文物中选取四件，还原历史真相，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南京保卫战最后一道坚守作战命令

　　这是一份成文于1937年12月11日24时，有关“死守南京”的作战命令——“卫参作第44号”命令。该命令由当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向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下达，右上方加盖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关防”章。

　　“卫参作第44号”命令。受访单位供图

　　作战命令上，唐生智要求第八十三军和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七十四军“固守”光华门等区域阵地，并严令“非有命令不得放弃违者按连坐法治罪”。然而仅一天之后即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

　　该文物由日本友人岩松要辅于2007年在日本佐贺县唐津市一家书店里发现，并于2017年3月底捐赠给纪念馆。与该文物一同捐赠的，还有教导总队的作战计划、口令、防御工事说明等原始文件。

　　“完整的作战命令文本十分稀缺，这份史料使我们对卫戍长官司令部所发作战命令的数量、指挥模式及撤退前的部署，有了清晰了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说。

　　盖有“极密”印章的侵华日军战斗详报

　　已经泛黄的封面上，“极密”印章尤为显眼，这是一份《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 南京附近战斗详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展示封面标注为“极密”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新华社记者李博 摄

　　负责征集这份战斗详报的日本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说：“战斗详报是日军的官方记录，是当时、当天记录下来的日志，非常可信。日本有一部分人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这就是铁证！”

　　史料显示，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于1937年12月10日抵达南京东郊，在紫金山附近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13日，占领天文台、太平门，在太平门附近屠杀了约13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认为，这份战斗详报来自直接参与进攻南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主要部队，记录了作战命令、战斗经过、战地日志等。从日方视角印证了南京保卫战之惨烈，反映了中国军队付出的重大牺牲。

　　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印章

　　1946年2月，中国设立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史称“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接受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

　　该法庭判决书显示：“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

　　当时，担任该法庭庭长的就是石美瑜，在谷寿夫判决书上，也盖有他的印鉴。

　　2004年，石美瑜的儿子石南阳将石美瑜自存的谷寿夫判决书底稿、部分日本战犯的审判笔录等文物，捐赠给了纪念馆。2017年，石南阳又将石美瑜在判决书上使用的印章捐赠给了纪念馆。“父亲最后一次使用这枚印章，就是南京审判。”石南阳在捐赠仪式上说。

　　报道日军“百人斩”暴行的美国报纸

　　“根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比赛看谁能先杀死100名中国士兵，结果都杀了超过100人，双方打平杀了106人，他们又同意重新比赛杀到150人为止，12月6日是89比78，12月1日是56比26。”这是1937年12月14日发行的《芝加哥每日论坛》中，一篇有关两名日本军官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节选。

　　1937年12月14日刊发的《芝加哥每日论坛》(节选)。受访单位供图

　　在1937年12月6日发行的《纽约时报》中，也登载了有关日军“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上海前线的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年纪分别为25岁和26岁的日本军官把赌注压在了这项“成就”上。

　　1937年12月6日刊发的《纽约时报》(节选)。受访单位供图

　　这两份报纸由美籍华人鲁照宁捐赠。“百人斩”杀人竞赛是日军残酷暴行的典型案例。这种罪恶行径不仅是杀死中国人，更是以虐杀为乐，充分暴露侵略者的本质。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认为，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物和展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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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数”证史

　　这位历史学者以新视角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

　　来源：12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蒋芳 邱冰清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中，有一个主攻“人数”的人——孙宅巍。

　　孙宅巍，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当了7年兵、做了7年工、在市委机关做了7年文秘工作。1983年，43岁的孙宅巍“归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40年时光如梭，孙宅巍专注一件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主攻“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他从细数埋尸记录到细究放下武器却遭屠杀的士兵，以“数”证史，日积跬步，垒土成山。

　　孙宅巍的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用扎实的数字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如同他研究生涯的一次“综述”。“研究数字40年，就好像在挖一口井，或许也有人中途来挖一铲子、刨几下，但一定没有我挖得深。”他说。

　　最新成果：872、599、77

　　南京大屠杀中的872次屠杀暴行、西方人士记录和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77名中国遇难军警名单，这是孙宅巍今年拿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三组新数据均为首次提出，以新的视角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第一组，日军在南京不同地点进行的872次屠杀。包括160次集体屠杀（注：10人以上的屠杀为“集体屠杀”）与712次分散屠杀。南京审判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仅列出28次集体屠杀，较孙宅巍统计出的160次集体屠杀案例，在数量上要少很多。此外，该附件中列出分散屠杀案例858次，但为“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孙宅巍以屠杀地点为“坐标”，统计出分散屠杀712次，即“一地一例”，可能一例就覆盖了附件中的一二十个案例，信息量更大。

　　孙宅巍告诉记者：“872这一数字，足以诠释‘尸满大街小巷’的惨象，更足以证明一个血腥的事实：侵华日军在南京城郊，确实是进攻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

　　第二组，西方人士记录与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无论是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还是徐淑希编的《南京安全区档案》，有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搜集的日军暴行记录一般为444条，中间还有若干条空缺，在孙宅巍这样的“数据控”看来仍不完整。他先是利用国际委员会相关人士文献，完整展现了“原件编有序号的470件日军暴行”，又进一步发现大量未规律编序的日军暴行报告与记录，它们散见于各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的日记、书信中。经仔细搜寻、梳理，又得129件。两项数据相加，共计599件。

　　“这些数据来自第三方，且有时间、地点、报告者姓名，更凸显了客观真实，是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孙宅巍说。

　　第三组，77个放下武器却遭到屠杀的军警的姓名。在关于战争的统计中，有一类死难者常常被忽略——放下武器的士兵，这在南京大屠杀中尤为突出。在战后开展敌人罪行调查时，由于军人没有户籍，一般在南京没有亲人、家庭，因此要从“死难者名录”和“殉难将士名录”中确认被屠杀者中的军人身份，难度很大。孙宅巍说，30万死难者中大约有八九万名军人，然而他们姓甚名谁？

　　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很多人得知孙宅巍研究南京保卫战，也会问他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成了我的一个心病。”孙宅巍说。

　　近年来，他在著述《南京保卫战史》和编撰《南京保卫战全史》的基础上，逐步厘清了参加南京战役的11支不同建制部队的参战人数、损失人数与最终撤退至后方的人数。再结合各种资料，首次列举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的52名军人和25名警察的姓名，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一个名字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应当向历史、记忆拿出一份有更多名字的名单来。”他说。

　　《“数”说南京大屠杀》封面。受访者供图

　　四个渠道“数”尸体

　　40年来，孙宅巍围绕南京大屠杀的“论”与“证”进行研究，出版了10多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中，分量最重的内容就是“人数”。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仪式现场西南侧的“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字镌刻这组数据，也在昭告世人，这场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耻国殇，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屈辱回忆。

　　然而人数问题，一直是绕不开的争论点。

　　面对日本右翼挑衅，包括孙宅巍在内的历史学家深感重任在肩。“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仍是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孙宅巍说，计数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第一种方法已难以实现，因为没有哪个人能亲眼看见到底多少人被杀害，日军即便掌握这一数字也绝不会公布。

　　那就只有数尸体了。孙宅巍这一数，就是几十年。

　　他对死难者尸体收埋与处理的四个渠道分别进行统计，包括慈善团体、市民群体、伪政权机构与日军部队。“当年的埋尸队都留下了记录，尤其是慈善团体，他们是埋尸的主力。其中又以崇善堂最多，埋了112266具。崇善堂为了确保数字不出错，甚至专门安排人计数记录。”孙宅巍说。

　　成立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南京崇善堂设在城南金沙井32号。该堂于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埋尸统计表中记载：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5月1日，组织“崇字掩埋队”，堂长周一渔亲任队长，共收埋男尸109362具，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共计112266具。

　　随着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孙宅巍统计发现：8家慈善团体共收埋了19.8万余具尸体，8个市民群体共收埋4.2万余具尸体，6个伪政权机构共收埋了1.6万余具尸体，扣除明显重复交叉，总数已达24.6万余具。此外，他还找到了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难者尸体的记录，35宗日军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埋、毁灭、处理尸体的记录。

　　“这仍然是不完全统计。”孙宅巍说，还有被毁弃的尸体。考虑到有关毁尸记录相互之间重复的可能，以及毁尸与部分埋尸数字之间交叉的可能，认定有若干万具尸体被日军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另外，还应充分估计到有相当数量的尸体，没有被统计到任何一种尸体处理的数字中，如已被亲友个别、零散收埋的，一直未被收埋的等，面广量大、不可忽视。

　　孙宅巍说，上述各种记录与统计，足以印证“30万”这一死难者的规模与层级是确定无疑的。

　　40年打一口井

　　“打捞”史料40年，孙宅巍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他还记得43岁刚“归队”的时候，一时不知道该把什么作为研究方向。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着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建馆、立碑、修史”。刚到研究所不久，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的孙宅巍被安排参与这一重要工作。从此，孙宅巍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结缘。

　　“感觉自己在专业上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于是就给自己设置了‘几不’，不休星期天、不休节假日、不到十二点不睡觉……玩命地、疯狂地‘补课’。”孙宅巍说，那时候他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的“常客”，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每天开馆进、闭馆回。

　　孙宅巍的爱人也毕业于南京大学，她常陪着孙宅巍一起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做摘记。一杯开水、两个馒头，就是两个人的一顿午饭。

　　历史研究者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爬梳中逐步廓清历史。中方档案资料，如南京审判的判决书、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日方相关资料，如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战斗详报；西方人士相关资料，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都是孙宅巍反复查阅的对象。他还常委托精通英语的同事，访学时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搜集相关资料。

　　孙宅巍特别注意分类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方方面面的资料。只要在一份材料上看到掩埋、处理尸体的记录，他就会立刻摘记下来，确保每条资料都不会“走失”。他翻阅了几百本与南京大屠杀史实有关的书。有些书因反复翻阅，已被翻烂了。例如孙宅巍经常翻阅的录有谷寿夫判决书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及他本人撰写的《南京保卫战史》，均已换了两本。“第一本是真的翻烂了，纸上的字都看不清了，第二本是线胶版，翻到书散了。”他说。

　　常常为了一个案例，孙宅巍要把一本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甚至不止一遍，只为交叉查证、反复对比。

　　在孙宅巍诸多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中，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是几部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专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使他走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事业的道路；《南京大屠杀》是在他的设计、主持和主编下，与其他几位专家共同完成的史学专著；《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则是他独立完成的一部史论性专著。

　　孙宅巍是以抱病之躯完成《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的。著书期间，孙宅巍动了一场手术，切除了部分器官，刚开始写这本书时他的体重是150斤，写完后体重不到110斤。

　　如今，早已著作等身的他仍有若干小目标，“我是一个五脏六腑不健全的人，却一直想写一本又一本完整的书。”孙宅巍说，我们这代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研究过程很辛苦、很复杂，但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四个字——以史为鉴，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决不允许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剧重演，要让和平的阳光沐浴大地。

　　这不仅仅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的胸怀，也是饱经沧桑、饱受灾难的南京人民的胸怀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