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最新实践，体现了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是我国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内坚持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创造了备受全球瞩目的“中国奇迹”。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通过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高水平经济开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以GDP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经济总量自2010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约100美元跃升至2022年的12608美元，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奋斗。这些经济成就为中国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态势、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然而，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2022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时强调指出，尽管出现了各种逆流和险滩，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即使在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时，世界经济发展方向是持续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长期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中国的经济总体福祉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持续改善，但同时也面临国内不同群体和行业的再平衡挑战。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在国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成功的根本在于中国能够通过跨部门、跨群体以及跨代际层面进行贸易救济。根据新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在超全球化时期，中国像其他劳动要素禀赋充裕国家一样，既有受益者也有受损者。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这些经济体在总体经济福利上能够不断改善。但是，伴随着发达国家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这些国家国内形成了一股坚定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他们通常是反对自由贸易、反对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反对经济一体化，甚至在政策实践方面要求本国政府退出全球治理机制等。

　　与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现实图景不同，中国能够继续深化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而在国内将共同富裕作为其发展目标之一。中国坚持开放与合作的原则，推动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并为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经贸领域中，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持续不断地取得成功。当前，全球经济秩序正经历关键的动荡和调整时期。中国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强调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倡导通过协商和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强调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通过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追求共同繁荣而不是零和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的重要论断。“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经济全球化进程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以及“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我国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大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已经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实现稀缺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与国际市场深入接轨，既有助于中国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也将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内生动力。

　　对外以全球经济网络为依托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既面临来自部分发达国家的限制干预，同时也面临着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地位重叠、比较优势相似的现实挑战。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秩序经历了从雅尔塔体系到自由市场的转变，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浪潮。在新一轮变革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成为快速崛起的重要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汇率来换算，2006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比接近于发达经济体，随后该比例稳步上升，到2022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达到58.28%，而发达经济体占比为41.72%。

　　为了积极应对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现实挑战，中国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全球经济网络，推动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2023年7月11日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要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的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积极主动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

　　上述重要论述明确了新发展格局、制度型开放以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值得强调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共同现实基础是中国与全球经济网络的紧密互联互通。全球经济网络涵盖经济安全、商品生产与服务提供、要素禀赋、金融和知识创新等核心领域，还包括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的对标和对接。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对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全球经济网络的复杂性体现在其拓扑结构对网络演化的关键作用。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网络中的节点属性和行为相互作用，但往往不能单独影响网络的形成和演化。随着网络的不断演化，一些节点可能成为枢纽，一些节点可能形成社群，它们的地位逐渐增强。因此，全球经济网络中的枢纽和社群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内部的密度在网络演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复杂网络结构的演化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需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网络的建设，展现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全球经济秩序的重构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也需要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解构全球经济网络，其涵盖了生产、消费和贸易网络。以全球生产网络为例，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网络结构，主要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核心，构成了亚洲、美洲和欧洲等地的世界工场，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网络，其他经济体与这些核心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多极化的网络结构是全球经济运行的现实基础，反映了全球经济网络的实际特征。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不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区域化的核心实践体现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在超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迅速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此外，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与演变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密切相关。根据区域贸易协定网络的拓扑特征，可以发现全球范围内该网络规模正迅速扩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了这一网络，另一方面，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协定关系也不断增强，网络的密度和平均度数中心度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区域一体化的进展最终都将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

　　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发展理念要求广泛而密切的国际合作，而全球经济网络则成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它与全球经济网络密不可分。这不仅包括经济规则的适应和创新，还包括参与和改革国际经贸治理体系。因此，将融入和重塑全球经济网络作为着手点可以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持，也可以使制度型开放得到有序推进，从而使对外开放更加高效和具有主动性。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涉及经济结构、市场准入、法治环境等多个方面，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网络的建设和规则制定。

　　内外联动促全球经济互联互通

　　全球经济网络结构决定了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方向，通过促使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和创新等领域的深度联系，全球经济网络创造了互利共赢的机会，使得全球各国更加依赖，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体系。中国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全球经济网络演变需求是一致的。“我们要紧抓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支持各国扩大开放，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可以说，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对全球经济网络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全球经济互联互通。

　　在世界经济秩序重构的背景下，中国通过与全球经济网络互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世界经济秩序向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致力于使现有基本结构与制度改革，适应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和多层次结构的发展需要，通过建设性的“中国方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鉴于全球经济网络的广泛覆盖，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全球消费网络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等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中国也面临来自全球金融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等网络结构下现有结构权力的挑战。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重构中应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倡导开放、竞争和协作，以促进国际合作从“分割”走向“重新平衡”。现阶段，中国设定了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的规划目标。这有力地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将“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坚持与世界融合和保持中国特色相统一，坚持国内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相互促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此外，包容性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助于解决现代文明中的一些难题，也能够解决“去全球化”思维下的实际问题。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了独特的贡献，这一理念已得到了众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尤其在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这一理念已成为实际行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共建国家构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对共建国家和全球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文化、安全和治理等多方面影响。在内生网络结构中，共建国家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网络的多维度发展，加强包容性，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助力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伟大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21&ZD07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