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校校园开放话题再次引发社会热议。1月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04329号（教育事业类428号）提案答复的函》明确表示，大学校园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北京、广东、重庆等地调研发现，多所高校正在有序逐步向社会公众开放，校外人员可通过预约登记、刷身份证等方式入校。但一些高校则实行师生亲友出入校报批制度，或仅对外释放少量参观名额，普通市民、游客入校仍存壁垒，校园开放进度与公众期待之间差距凸显。

　　高校大门应该向社会开多大？如何在保障正常教学秩序与回应公众期待之间取得平衡？受访师生、市民和专家建议，持续提升校园管理和治理水平，有条件地打开高校大门，探索打造更开放的办学理念，更好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

　　高校“有条件开放”渐成趋势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高校为保障师生健康实行封闭式管理，收严校外人员入校权限。疫情防控转段后，有的高校渐渐向社会公众打开大门，有的却依然严把入门关。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已明确向社会开放校园。各大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制定访客入校相关管理规定，在提高开放度的同时保障正常教学秩序。

　　如暨南大学不设访客名额限制，校外人员填写入校事由、身份等信息获取“访客入校码”后即可入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无需提前预约，访客持本人二代居民身份证，经闸机刷脸完成人脸核验后即可入校。

　　“虽然对外开放，但学校构筑起三重保障，我们感到很安心。”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大二学生曾悦说，目前校外人士入校需身份证实名认证，校外车辆入校需预约登记、入校后也要严格限速行驶，在校学生学习生活依然如常。

　　湖南大学研二学生苏同学告诉记者，由于学校地处岳麓山景区，每逢旅游旺季，游客与社会车辆数量明显增多，但进出教学楼、图书馆等场所需要刷卡，教学秩序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她认为，彻底打开校门可能会产生一定安全隐患，可在限制人车流和预约登记等条件下，适度将校园对外开放。

　　针对大学校园是否应对公众开放等问题，广东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处长江存余表示，封闭和隔断是疫情造成的“例外”状态，封闭也许能减少一些管理成本，但管理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要在开放中倒逼校园精准、精细管理能力的提升。

　　“目前很多高校已探索出有条件的开放模式。”西南政法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杨尚东分析认为，高校承担着科研教学的任务，需要采取限制性措施为师生学习生活提供适宜的环境，保障师生安全，通过限制参观人数、参观时间、开放区域实现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在管理与开放之间取得平衡的作法。

　　校园开放度不高难以满足社会预期

　　“现在疫情过去了，为啥居民却再也进不了校园了？”近期，社交平台上出现不少关于高校开放的热门帖，许多市民、游客发帖称，自己走到校门口却被“拒之门外”，感到十分纳闷。

　　记者走访北京、广东、重庆多所高校发现，目前部分高校仅对校友开放入校权限，一些高校虽实行预约入校制，但审批权掌握在校内师生手中，或仅固定释放少量参观名额，普通市民、游客想入校仍然“一码难求”。

　　北京市民刘女士表示，以前她常带着孩子到自家附近一所大学散步，近几年该校一封了之，附近居民少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她无奈地说：“我观察发现，绝大部分市民、游客都很守规矩，并未给师生的校园生活带来困扰。反而这几年，部分学校门口‘黄牛’乱象丛生，入校预约变成一些人敛财的工具。”

　　广州市民黄先生平日喜欢带孩子旅游，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最期待的就是到当地高校去看看，但现今部分高校开放程度不高，让黄先生感到很苦恼。“基本每到一个学校都需要在公众号预约，运气好的话提前一天就能预约上，有些学校排到5天后才有名额，需要拼手速‘抢号’。”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当前部分高校“有限”的开放实际上增加了高校和社会访客的成本。

　　“对于大学而言，审批、人员、技术等方面的投入持续加大，这是显性的成本。而社会访客会遭遇隐性成本增加，需要提前查询各大高校政策并针对性预约。部分热门高校甚至需要提前一周预约，让公众走到校门口却吃‘闭门羹’，不利于高校正面形象构建。”马亮说。

　　除社会面呼吁高校开放外，高校学生同样渴望到其他高校参观、走访。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诸多大学生发帖“摇人”，希望与其他高校学生相互帮忙审核入校，评论区不少网友热情“接单”。

　　“好的大学是没有围墙的，我也希望在校园里看到除了老师和同学以外的角色，以前校园完全开放的时候，学校里很有‘烟火气’。校园资源也应该共享给社会，比如名师讲座等活动，知识应该有公共属性。”中山大学研二学生郑同学说。

　　专家：提高开放程度，防止产生“无形的墙”

　　高校的大门是否应当向社会公众敞开？对此，多名专家学者持支持开放的态度。

　　杨尚东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文化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

　　“高等教育法规定，我国高校的三大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高校在承担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社会的知识传播中心，不能完全采取封闭管理。”杨尚东说。

　　马亮表示，我国高校大多为公立大学，由国家财政兜底，理应发挥好社会服务职能；而在校学生也需要在大学校园中体验社会运行，将成年大学生当作“温室花朵”，反而不利于他们成长成才。

　　针对当前高校开放程度与社会公众期待之间的差距，受访专家学者建议，高校应着力“练好内功”，探索打造更开放的办学理念、体制机制和组织形式，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高校校门开放的背后，承载的是一所学校的办学制度和办学理念。校园大门开放与否，不应取决于社会舆论等外部驱动力的大小，而应由高校自身办学理念提供内驱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转变思想观念，有序推进校园开放。

　　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应有条件地逐渐提高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精准、精细管理能力。

　　杨尚东建议，高校宜不断优化校园出入管理的制度体系，有序对外开放，注意开放时间与区域，如在教学任务进行期间应当有所限制，一些特定校园区域如师生生活区不宜对外开放。

　　马亮表示，开放可以分步骤进行，首先实现全国各大高校师生互访校园，其次是各大学校园内的分阶段开放，先打开校园大门，大学内的建筑物例如图书馆、教学楼等“小门”以后如何打开，可以有序进行探索。

　　“高校开放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开放，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同外界建立更深层次的资源共享与知识共享，防止产生‘无形的墙’。”杨尚东说。　　（本报记者周思宇 杨淑馨 赵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