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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题：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曾说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理论圆桌会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话题，集纳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与大家一起分享。

　　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耕表示，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变换中，的确有人把马克思与哈姆雷特进行类比，提出不存在一种“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是一个“不靠谱”的类比。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性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依赖认知主体的解读。实际上，不管如何解读，合理的解读，包括对艺术作品的解读也是有限度的，是有客观的“底线”的。比如，同一首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把它诠释得悲伤、悲凉、悲戚，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弗雷德里曼则把它诠释得悲愤、悲壮、悲怆，两种诠释都具有“悲”的内涵，而没有“喜”的意蕴。就马克思而言，合理的解读只能是——只有一个马克思，那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那就是，由马克思所创立、已经具有客观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只能是虚构的马克思。

　　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性突破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时中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表达了其哲学的旨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基于世界的二分，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现实生活，进而在生活之外的理论理性中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并以此为起点构造各种自足的、完备的理论体系，这是理论哲学的思路；马克思则基于实践的首要性与基础性，指出理论思维只是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因而理论思维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而且还是从属于生活实践的，这是实践哲学的思路。

　　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变是现代哲学的重大突破，马克思正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开创者。而与同时代的其他实践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将“物质生产劳动”视为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

　　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的时代精神

　　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胡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首先就在于它敏锐把握住了现代人类以人自身为目的的根本精神，并将其内化为自身思想理论的一个基本主张和重要前提。“人自身就是最高的价值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也是现时代的一种根本精神。作为根本目的的“人”，不是任何抽象意义上的纯粹自我、理性或精神实体，而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理性与感性交织的现实个人。以现实个人为目的，即要以个人在其现实生活中真正作为人而存在为目的，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应基于这个根本目的而展开。

　　早在写作《德法年鉴》时，马克思就认识到，经过启蒙思想、现代理论对宗教、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已经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及其至高无上地位，取而代之以人自身存在的至高无上性。马克思写道：“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只有人类自身成其为人的现实存在和生活，才是个人和国家都应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

　　马克思晚年主要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考察，这使他深刻认识到，近代以来人类虽然摒弃了神圣性的异化目的，却转而又将某种世俗性的客体对象当作了目的本身，于是现代人类仍然经受着自我目的丧失和异化的磨难。具体体现为：世俗的、非神圣的资本、金钱成了最高目的，它们不同于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臆想物，而是现实经验的客观存在，但同样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客体对象。现在这些客体对象——资本、金钱却成了目的和主体，人反而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目的的手段和客体，一切都要以促进资本和财富增长为目的。这也就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要义，它又进一步展开为金钱崇拜和各种拜物教，于是金钱及其所代表的财富就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或最高的价值。

　　“第二个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种中国式推进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重要变革，主要表现为“关键词”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但改变世界不是不要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解释世界”的方式，即转变为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这一改变的革命性在于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作为“解释世界”之终极根据的“理念”“存在”“上帝”“绝对精神”之类超验存在物“打回原形”，拉回到现实世界，取消其神圣超验性。

　　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相反，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据守着现实生活世界的实在性。这便意味着马克思哲学革命指向的目标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根本点上具有某种“高度的契合性”，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便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汇通的基础上的一种中国式推进，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历史意义，正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才得以充分彰显。“第二个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种中国式推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坐标系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维武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具体落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就需要我们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如何通过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百年历程，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路径，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在中国的哲学”而成为“中国的哲学”。这也就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贯通处和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进入中国哲学传统之中；借用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话说，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就其学术性质来看，实为哲学史性质的研究。而作为哲学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可以从两个哲学史坐标系来开展。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坐标系。这个坐标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出发，以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西欧向世界各国传播发展，与各国具体实际、文化特点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演变成为持续至今的世界性哲学思潮为主要历史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在这个坐标系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普遍性创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坐标系。这个坐标系从中国哲学的源流出发，以中国哲学从古及今的发展为主要历史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开展相接续，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在这个坐标系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源流及传统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特殊性创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合光明日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