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绿色不自然

　　上海有棵“舶来”树，是2002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的。20年来，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杨永川每次经过时总会看看它。

　　杨永川从小区负责绿化的人那里得知，这棵树引进的时候花了150万元，“价值相当于当时上海一套300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发现，这些年这棵树既没长大、没有长高，到了冬天，为了保暖，还得罩上巨幅的塑料布。

　　这样生病的大树，杨永川常常能在城市里见到。有的用支架支撑树干，就像拄着拐的老人；有的被打了钻孔，往树里输入营养液。有一所高校，移植了法国梧桐后为提高成活率，在新栽的树上钻孔，往里输入红色营养液。几场雨过后，钻的孔被撑成了裂缝，钻进毛毛虫和病菌，掏空了树干。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曾经大量种植云杉，其中很多从东北采购，但这些东北云杉并不能适应当地环境。当地一家绿化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初那批树，如今存活率约五成。

　　而且，为了营造景观，很多树被要求种在硬化的道路上，由于没有合适的土壤可以种植，因此只能将3-4米高的云杉，种在长宽约1.2米、深约1米的木桶内。木桶的价格比树更贵，而且“这么大的云杉，根系大多0.6米见方，在桶里活不了几年”。

　　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始于2016年的项目带来的债务问题，影响200多家绿化企业的经营。承接“木桶种树”的三家绿化企业负责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今，他们还没收齐工程款。

　　在很多专家看来，尽管各地的绿化条例逐渐完善，但是城市里，城市绿化中单纯求快求美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样的绿化没有让城市变得更美，反而出现了许多生病的、失去生态功能的植物，让城市变成“绿色荒漠”，是“伪生态”。“Not all green is as good。”(不是所有的绿都一样好)杨永川说。

　　没有生物多样性的绿化，就像一片绿色的沙漠

　　城市该种什么植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杨永川对比，不同城市之间，温度升高1℃，植物的存活率、生长范围都会扩大了几倍，当时不算入侵物种的绿化植物，过几年可能就爆发了。因此，一种植物能不能成为入侵物种，并不是短期能够发现的，也和当地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但这种需要长时间观察才能作出的生态评估，往往在短时间内要作出决策。杨永川发现，许多地方追求绿化景观色彩丰富，就引入鲜艳的植物，名为“彩化”；追求花香四溢，就引入香味浓郁的植物，即“香化”。这么做的后果是，一旦发生外来植物入侵，很难控制。

　　杨永川曾和他的学生几乎跑遍重庆的每一个公园去做调研，发现245种草花植物中，接近一半是外来物种，经过评估，有44种植物具有很大的入侵风险。其中就包括很多城市用作花海的“格桑花”。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白伟岚用北美地区和中国举例。这两个地方纬度相近，理论上，能引入很多植物。但实际上，有的植物换地方后，长势不好，“就像一个老年人换了一个社区，没有归属感了”；而长得太好的植物，则变成强势的“入侵者”， 威胁本土植物生长。

　　比如，来自美洲的马樱丹曾被作为观赏植物引进国内，因繁殖能力极强，在环境适宜的地方可以“疯长”。为了抵抗马樱丹入侵，四川攀枝花曾火烧马樱丹，以保护本土植物苏铁。

　　这种盲目引入新植物的做法，在许多城市都存在过。杨永川举例，为丰富城市景观，上海曾试过把同一纬度的植物都引入种植，十多年后发现，当初引进的沙漠里的棕榈科植物，因不适应环境，许多已经死亡。

　　白伟岚分析，在城市里，人和植物最理想的关系是，人为养护管理成本低，植物健康，更与当地自然环境融合。但目前的绿化方式有时并非如此。她发现，有城市为了追求气势，在举办大型展览时，会用花卉堆起高高的花柱，等展览结束，这些花全成了废弃物。

　　“这是单纯地求美，是反生态的。”白伟岚建议，举办展览应该把绿化的可持续性纳入考虑，尽量少花费，产出更多效益。

　　而且，她关注到，近几年，许多网红打卡地会利用植物造景，吸引游客买票。比如，贵州贵安新区为了迎合游客网红打卡的需求，建了万亩樱花园。但大量栽种单一树种所带来的后果是，生态效益较低，生物之间缺少相互制衡，容易暴发病虫害。

　　“没有生物多样性的绿化，就像一片绿色的沙漠。”白伟岚说。

　　“永远也脱离不了人工的干预”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赵世伟教授认为，这些城市绿化上的误区，本质是人们急功近利。他回忆，2000年左右，上海需要大量的园林树木绿化美化城市，为了尽快成景，有关部门从附近农村购买大规格的树木移入城中。但大规格苗木的培育是需要时间的，于是有人挖取原有绿地、农村甚至山林中的大树，进行移栽。

　　这种使用大规格甚至超大规格苗木的绿化方式，迅速被其他有快速绿化需求的城市效仿，在全国蔓延，被专家们称为“大树进城”。

　　慢慢地，盲目造绿的后果也开始浮现。为了让进城的植物顺利在城市里活下去，人们想了各种办法，越是名贵的大树，就越是要悉心呵护：树根要施肥，喷生根剂，绝不能腐烂；树干要用草绳包扎保温；树枝需要涂蒸腾剂、保湿剂、促芽剂。有的大树还要请专人养护。

　　还有树贩子为方便运输，提前半年截断树的主根，去掉其树冠，“杀头断根”。白伟岚说，没了根的大树，就像没了“吃饭喝水的嘴”，无法补充营养，只能依靠人工注射活力素，或靠吊瓶来维持生命。

　　白伟岚把大树进城比作一个老年人做了一次大手术，元气大伤，最后的结果是，呼吸作用大于光合作用，导致树木死亡。

　　在城市里，为了造景美观，会减少植物之间生长的间隙，普遍用“密植”的方法种树。杨永川分析，不少城市绿化实际上是“装修”，而不是真正的生态恢复。因此，为了短期内“装修”效果最好，明明只需要种3棵，最后种了6棵，植物长大后没空间了，互相就会“打架”，只好人工“剃头”，“永远也脱离不了人工的干预。”

　　理论上讲，“剃头树”“光棍树”的树冠可以在城市重新生长。但实际上，由于树龄过高或水土不服等原因，大部分树都成了“老小树”，永远也长不大，实在坚持不了的，就这样“折腾”死了。

　　“有些领导希望这个地方立马成一个景观，不管多少钱，不管花多少代价，就是要一夜成景。”白伟岚分析，大树进城热和当时城市绿化的“唯指标”论有关。这些进城的大树撑住了城市生态建设的“面子”和“里子”。

　　还有一些房地产商，为了抬高房价，使用绿化景观作为卖点，引进珍稀大树。杨永川曾经在小区里看见，有人在酷暑时期种大树。他问正在种树的工人：“七八月份种大树，这么热的天，树不死呀？”

　　工人告诉他，“没办法呀，我们要交房啊，树死了以后再换一批。但不种的话，业主不开心，不接房，损失不是更大吗？”

　　杨永川认为，“建筑是死的，但树是活的”。其实很少有人在购买房子的时候会去关心树木是否健康，房地产商也只要保证“交钥匙”的那一刻，树是“好看的”就行了。

　　赵世伟记得，有一年某大学校庆，校友赠送了一株号称千年树龄的银杏给学校，学校领导认为这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而赵世伟却认为，该校的校友们应该为此感到耻辱，“一所百年校龄的学校居然盗取别人的千年古树，这其实是暴发户的思维”。

　　白伟岚说，许多城市绿化景观的设计都是通过招标来确定最终方案的，拍板的还得是主管的领导。很多时候，领导的审美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绿化景观。“和大爷大妈搞装修一样，喜欢红色喜庆，那灯笼、对联的红色就全用上，领导喜欢香樟，那这条街道就全种香樟树。”

　　她曾对要求种大树的领导提过极其尖锐的意见，甚至以“不参与设计”的理由与对方抗争。但以一己之力反对的效果不明显，项目依旧在进行，最后，她设计的新建筑旁，还是移栽了20年树龄的大树。

　　秃了的山，难改的观念

　　一棵棵大树进城留下的是森林里新增的光秃秃的伤疤。据《中国绿色时报》2011年的报道，一棵胸径15厘米左右的香樟，在原产地江西价值100多元，运到沿海发达城市能卖2000元。而像罗汉松这类特色珍稀树种，能炒到几百万元。

　　《法治日报》当年也曾报道，广西桂林临川县原有古银杏树1.9万余棵，因大树进城骤减了三分之一；有些村落将大树古树看作是“风水树”“树神”，是举办传统仪式的重要场所。盗挖大树最疯狂的时候，村民一觉醒来发现，村口树没了，只剩一个大坑了。

　　杨永川是中国最早关注乡村古树的人之一。一篇他未发表的论文提到，有些古树历史悠久，分布范围极窄，数量极少，他整理了全国1809个县的数据，一共有1564种古树，其中248种古树只剩最后一棵树。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教授曾在文章中提到，许多乡村大树被洗劫一空，而偷大树造成的土壤损失是再难恢复的，“每棵胸径30厘米的大树要挖土1至2吨。”

　　他认为，森林里生物繁多，物种之间相互制衡，病虫害不易暴发，而大树进城后，树种单一，沉睡的虫卵没了天敌，大量苏醒，常见的白蛾、扁刺蛾都是搭上大树的顺风车一起进城的，害虫一多，农药的剂量随之加大，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

　　这一做法在持续了十多年后开始得到规范。2014年，国家绿化委、林业局第一次明确规定禁止移植古树、大树做园林绿化，胸径超过5厘米的树木移栽需要办理相关证件。

　　201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又再次细化了相关规定，用可以量化的数字规范城市绿化：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在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

　　白伟岚认为，随着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大树进城”的现象变少了，但一夜求绿、人工干预的观念没改变，所以问题没从根本上解决。

　　赵世伟观察，有树贩子在钻漏洞，把尚未纳入法律规定的树种、花种运进城里。比如，有人从山上盗挖映山红，或公开兜售刚从山下挖下来的紫藤，“虽不是重点保护植物，但本质上它们都是野生的，去挖它们都是在破坏生态”。

　　还有人打起了古树的主意。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志愿者申王平说，许多单位打着“古树迁地保护”的名义，把一些还未挂牌保护的古树弄到景区里，作为一种历史底蕴来显摆， 实际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移植行为”。

　　2020年，他在安阳的林州市发现过两棵古老的腺柳，是珍稀树种。但某地政府希望将这两棵腺柳移植用于绿化，申王平听说后立马进行了举报，经过申请，当地林业局给两棵腺柳挂上了保护名牌，才算彻底留住了古树。

　　要有耐心，等小树长大

　　相比于城市里人工种植的花海，杨永川更喜欢校园里自然生长的蒲儿根。他认为，与其大费周章引进外来物种，不如开发本土的草花资源做绿化。

　　而绿化本身也是和自然、时间、人的妥协。杨永川说，做好绿化，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比如，木棉花开起来很好看，很多城市也用作绿化树种，但它的树干有尖锐的刺，人过路时撞到怎么办？孩子多的地方，绿化树种能不能用多树枝开叉的树，孩子爬上去摔下来了怎么办？

　　白伟岚也说，要向自然学习，观察植物在自然界本身的状态，才能更好地给城市造景。一棵白玉兰碰上一棵暴马丁香，两者往往竞争激烈，不利于生长，但如果是白玉兰和迎春在一起，两者就都能产生最美的姿态。“不用人工大面积地造花墙、花柱子，我们要考虑节约，也要考虑到长期的生态”。

　　还有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尝试从小树种起给城市里做绿化了。

　　日本纪录片《明治神宫奇妙森林》记载了一个百年大实验，1921年，在东京中心从栽种小树苗开始，计划用100年的时间将一片荒地变成一片人造林。如今，那片荒地已经变成约70万平方米未经人工干预的森林，共计365种12万棵树木在这里生根发芽。

　　而意大利米兰，在2020年开始实施一个为期10年的项目，计划到2030年在市内种植300万棵小树苗，相当于平均市内每一位居民都有一棵树。

　　中国也有了“种小树”的尝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李俊清介绍，北京植物园的一些景观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后面的一片小森林，都是人工种植的小树苗成长起来的。

　　2000年，杨永川带领他的学生在上海科技馆5号门口做了一个实验：将膝盖高的小树苗种在3000平方米的平地上。8年后，树苗生长成了一片能够自给自足的森林，2022年，这片森林还吸引了各种鸟类安家。20多年后，实验仍在继续。

　　“一个生态系统，要是有猛禽这种高级消费者，就证明它是非常健康的。”杨永川对实验成果相当自豪。他如今时不时会去这片森林转转，看看这个角落的大树长势很好，那个角落又冒出了许多幼树、幼苗。“其实从小树苗到成林只用了8年，这个时间也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长。”

　　实习生 罗宜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