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方舱跑马拉松
进入上海静安体育中心方舱15天后,刘强在百余米长的走廊上已跑出170公里。他一次跑10公里左右,最长一次跑出一个半程马拉松。
在容纳了各种情绪的方舱里,刘强比较坦然,把进方舱当成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体验”。他跑步,听播客,侃大山,给压抑着情绪的舱友做“心理按摩”——他的微信通讯录新增了40多位好友。
他发朋友圈和微博,记录在方舱里的生活,这下大家都知道他感染了。“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感染过新冠病毒就疏远你,那些疏远你的人也不必在意。”
在方舱,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刘强紧绷一个多月的神经放松下来。身处整座城市防疫链条的末端,他最先感知到“奥密克戎”正在向这座城市逼近。
进入3月,刘强和同事告别“朝九晚五”,一直处于备勤状态,单位随叫随到。不久后,多个小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他和同事跟着视频学习穿脱防护服,口罩换成了N95,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对环境进行消杀。
3月28日,上海宣布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实施封控,进行全员核酸筛查。从那天开始,刘强被要求住在单位。硬板行军床加一个睡袋,“越睡越冷”。 工作强度大,他“身心都很疲劳”。
在与感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的病毒的交手中,居委会、物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努力维持着小区的正常运转。在一个由3条弄堂组成、住着1400多户居民的老式小区里,最初只有7个人的居委会处理全部居民的需求。
确认感染奥密克戎那天,刘强反而松了口气。“解脱了,我也确诊了,可以安安心心地去歇一会儿了。”
他通过新冠病毒抗原检测盒,第一次看见了病毒的“象征”——两条红杠,随后的核酸检测确认,他已感染新冠病毒。那是4月3日,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上海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8581例。
刘强所在的工作组有11人,5人确诊。他们被隔离在一间办公室,等待一夜后,被转运车送去方舱。
除了肌肉酸痛,他觉得身体还好。但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他无法确认肌肉酸痛的原因,是病毒作祟还是运动后身体的正常反应。他的同事,出现过喉咙痛、发热等症状,这些症状大部分在进方舱前就消失了。
4月4日早上,刘强带着行李住进方舱。刚安顿好,他便换上跑鞋,绕着方舱跑了第一个10公里。
静安区体育中心在这名马拉松跑者眼中已不是熟悉的模样,它设置了800多张床位,每张床配有床头柜、插座、台灯和洗漱用品,床头处被隔板隔开。有妈妈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医护人员特地找到一个隔间,将两张单人床合并,勉强组成“亲子大床”。
刘强还“考察”了厕所和浴室。他记得,方舱开舱的前两天,确实有厕所能拍出“传到网上就吸引人眼球”的照片,但随着方舱开始运转,一切都在向整洁、有序转变。“几千个人就那么几个厕所,能和酒店的一样干净吗。”刘强介绍,方舱的保洁员大多能随叫随到。
在舱内的跑步持续了两天,刘强受不了每跑一段就有人对着他拍照、拍视频,他把“跑道”挪到了走廊里。透过落地玻璃窗,他能看到春天的一角。
他的方舱生活形成了另一种规律:每天测3次体温和血氧饱和度,下午测一次核酸。医生发的连花清瘟胶囊他只吃了一顿。
他恢复晨跑的习惯。往常,刘强习惯每天早晨4点半出家门跑步,跑1个小时。他自制的“强餐”在跑友圈也小有名气——在一个超级大碗里,混合麦片糊、蔬菜和鸡胸肉。他上一次参加全程马拉松比赛是在2019年,2小时48分钟跑完40多公里。疫情来了,线下马拉松比赛停摆,他报名的今年上半年的两场马拉松比赛也取消了。但他的脚步没停,每天跑,出差到陌生城市,也会跑个100公里,留下城市初印象。
在方舱,他在同样的时间起床跑步。“强餐”只能简单一点,麦片糊拌着盒饭里的菜。他带进方舱的1.5公斤麦片5天就见底,刘强不挑,方舱发的盒饭他一顿吃两份,被调侃“能去做吃播”。
他理解医护人员的辛苦,穿着防护服6个小时不吃不喝。“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可以作出任何你想要的选择。但现在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把自己身体养好,吃饱就行了。”
在家那边,刘强的爱人成了小区“团长”中的一员,组织居民团购蔬菜。家人告诉他,那些不会用手机的老人也没被落下,楼道里的敲门声比往常更密。邻里间互相送菜,交换物资。
刘强把在方舱跑步的记录发到社交平台上。以往,除了那些“值得炫耀”的战绩,他很少发运动记录。但这次不同,他更想通过这些图片和文字告诉人们,感染奥密克戎的真实体验。
刘强每天跑步的走廊,也是一名15岁姑娘的“琴房”。她从温州赶来上海参加音乐学院的小提琴考试,被疫情困住了。在方舱,她每天坚持练琴5小时以上。进入方舱的第四天,她参加了音乐学院视频初试。
在这条走廊里,刘强还认识了从澳洲留学回来的广东小伙儿,他们一起聊健身、拳击,偶尔还会一起练些动作。另一名来自台湾的舱友是上海女婿,也喜欢长跑,他和刘强互留了联系方式,准备等上海解封,一起去苏州河沿上自由地跑一跑。
路过的医生会严肃地提醒他们,不要做剧烈运动。只有在这时,刘强才意识到奥密克戎还在自己的身体里。他关注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等,运动时始终保持着让自己舒服的状态。
他观察到,方舱里大部分人都“心事重重”。但那些心事多与舱外的生活有关。隔壁的舱友带了包装精致的咖啡进来,焦虑得喝不下,刘强获赠了这些“奢侈品”。他能回报对方的就是倾听。
来上海找工作的年轻人,刚住酒店没几天就感染了病毒。住酒店时吃饭都是问题,进了方舱反而舒了一口气。
60多岁的退休阿姨聊上一辈人的恋爱、上山下乡,还有被疫情扰乱的退休生活。这次感染,她最担心的是,出了方舱,会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孙辈?
“科学告诉我们,转阴之后是没有传染性的,我就只相信科学。”为了打消阿姨的顾虑,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回家就要抱抱我的女儿!”
上海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的通知》要求,组织专家制定了方舱医院出舱标准。按照要求,刘强需要间隔超过24小时的连续两次核酸阴性,方舱上报卫健委,审批后再由方舱通知所在社区,让社区和居委会派车来接。
刘强达到出舱标准花了13天,比同期来的60岁阿姨还晚了几天,上海市卫健委通报的方舱住院时间平均为1周。
他在方舱“迎来送往”。“方舱里两次转阴的人,害怕新人进来,这种抗拒和恐惧,和我们出去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有啥区别?”刘强安慰大家,身上有抗体的话,短期内再交叉感染的风险很低——他对自己说的也没有十足把握。
“只是为了安抚一下不安的人。”刘强说,“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我身上就像感冒一样。”
核酸阴性后的第3天,刘强收到解除集中隔离的医学证明,坐上回家的专车。同一天方舱里又加了一排新床位。
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4月18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迎来首个“出舱”高峰,1.5万人将回家继续居家健康监测。转天,又有1.2万康复者出院回家,会展中心的18号停车场上,百辆大巴等着接康复的感染者出院回家。出舱转运的力量逐日加强。
“上海的疫情终究会过去的,现在这种局面不是常态,你知道吧?”刘强说,“大家维持着这个秩序,保持了这么大的理智,又很配合,是因为大家觉得无论时间长短,终将会结束的。”
比起这些弯弯绕绕的正确话,他在社交平台上更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奥密克戎,滚犊子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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