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否为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所作，歧见纷纭。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声称，《清明》“应该是南宋后出现于民间，到《千家诗》方附会给杜牧”(《唐诗求是》)。2020年4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陈尚君重申旧说——“此诗写于宋代”(《〈全唐诗〉49403首，伪诗很多》，《南方人物周刊》第9期)，理由有二：一是杜牧文集及《全唐诗》中均未收此诗，二是唐人重寒食而宋人更重清明。罗漫教授不认同陈说，撰文《杜牧〈清明〉是宋诗吗》(《光明日报》2021年5月24日13版)，认为《清明》被长期误读、唐代“清明”被误解，从宋初宋祁词的化用和乐史《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来看，作者的署名权仍应归于杜牧。罗文角度新颖，给人以启迪，然而百密一疏，尚有可商榷之处。

　　罗文首先论证唐人寒食与清明并重，将“《清明》理解为专咏‘清明节’甚至是扫墓归途或见人扫墓而伤感的诗篇，都是学术史以及接受史上一个长期未曾觉察的极大误会”，从而推断《清明》不是宋诗。《礼记·王制》曰：“陈诗以观民风。”但由民风习俗来反推诗歌的写作年代，是一种看似可行但并不可靠的方法。因为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风，更不用说跨越数百年时间的两个朝代，从民俗的异同来反推作者的归属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论是唐人双节并重，还是宋人偏重清明，都不能据此推断出《清明》作者的唯一性和必然性。顺带插一句，缪钺《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质疑《清明》作者归属的两大理由之一，是“文”韵的“纷”与“魂”韵的“魂”、“村”通押，不合唐人用韵习惯。从用韵来反证与从民俗来反推，二者在逻辑上犯了同样的错误。王力说，“宋人的首句用邻韵似乎是有意的，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但这种风气“中晚唐渐多”(《王力文集》第十四卷《汉语诗律学(上)》)，并列举中晚唐张籍《寄李渤》、韩偓《题宫门》等七绝为证。

　　罗文又紧扣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昇州所记“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引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之说，“可证此前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传说，则此诗传为杜牧作在五代时或五代前即已如此”，认为杜牧沽酒江宁杏花村，“在没有出现颠覆性证据之前是可以信从的”。这也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杏花村的属地与《清明》必为杜牧所作，二者不存在因果逻辑关系。假设《太平寰宇记》所载为真，也只是记录杜牧沽酒杏花村，而未引用《清明》诗。所以连刘学锴也说此诗著作权“尚有争议”。刘永翔《〈千家诗〉七言绝句校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也承认《太平寰宇记》有此传说，但称《清明》诗“由于书阙有间，至今作者未能考定”。据郎永清《“杏花村”地望之争辨析》(《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3期)所考，遍检刘永翔、刘学锴所说的乐史《太平寰宇记》四库全书本及古南京地方志，均无“杏花村”和“杜牧沽酒处”的记载，此传说当源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新修江宁府志》上“《寰宇记》谓即杜牧沽酒处”的讹传。笔者查核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记》和中华书局2007年王文楚点校本《太平寰宇记》，亦一无所获。不知二刘所据何本？可见，罗文以乐史《太平寰宇记》来推定北宋初年已将《清明》归于杜牧，难以令人信服。

　　罗文最重要的力证是宋初宋祁《锦缠道》词对《清明》的化用，然该说实也存疑。卞东波《〈清明〉是杜牧所作吗？》(《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认为，《锦缠道》为“宋祁受杜牧诗影响而成”，“目前在文献上还没有找到依据”。更有甚者，《锦缠道》是否为宋祁所作亦未成定论。纪永贵《重审杜牧〈清明〉诗案》(《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详考出“宋祁对这首词的著作权是明末才被提出来的”。向以精审著称的唐圭璋也不属之于宋祁名下，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经王仲闻补订的《全宋词》，将《锦缠道》列为“存目词”，附注：“无名氏作，见《草堂诗余》前集卷上。”(第117页)若《锦缠道》为宋祁所作，情理上也讲不通，因为宋祁于1061年去世，田槩熙宁六年(1073)三月编定《樊川别集》，如果宋祁见过《清明》，而于《锦缠道》下阕化用为：“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同样博闻强识且编有《京兆金石录》的田槩焉能不知？

　　缪钺、罗时进、陈尚君等学者从音韵学、文献学、诗歌风格学等角度质疑甚至判定《清明》非杜牧所作，缘由便是杜牧外甥裴延翰编的《樊川文集》和宋人辑的《别集》《外集》及清人整理的《全唐诗》、冯集梧的《樊川诗注》，均未收录此诗。罗文也坦称“仅仅从文献角度来看，《清明》确实来路不明”，在讨论《清明》的诗题由来、诗选收录时，于文献上、学理上也有可议之处。

　　罗文以为“诗题《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录而成”，“也许正是《清明》诗与清明节全无关联，《锦绣万花谷》的编者，才会一方面将《清明》称为‘唐诗’，一方面又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对诗题拟定已有高度自觉，更不用说宋人。作为类书的《锦绣万花谷》《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均以类相从，绝不能将“类名”完全等同于“诗题”。《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六“村”类，下列花柳村、浣花村、杏花村、朱陈村、客愁村、江村、孤村等，名下再选录诗句。“杏花村”实际上是按内容而标设的类别名。《锦绣万花谷》的编者事实上并未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首次题名“清明”且置于杜牧名下的，是成书于宋元之际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而第一次收录该诗的《锦绣万花谷》后集成书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至南宋末年之间，哪有前人依据后人“将《清明》的诗题改作《杏花村》”之理？

　　罗文又称：“《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称《清明》(《杏花村》)为‘唐诗’，来路不明并不直接等于或者完全等于其诗不真。”从诗选文献学的角度来推导出《清明》的作者归属，无疑是最令人信服的正道。据陈尚君、卞东波称，目前所见最早收录《清明》的，是南宋佚名编的《锦绣万花谷》后集和稍后成于理宗宝祐五年(1257)谢维新编选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者标“出唐诗”，后者标“古选诗”，均未署作者名。二书征引虽广，但出处标注不够严谨。罗文说“《锦绣万花谷》不会无缘无故”，言下之意署记“唐诗”极为可信且可靠。据覆核，《锦绣万花谷》有6处署“唐诗”，其中本属宋诗的就有3处，如与《清明》同卷的“春水(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实则出自徐俯的《春日游湖上》。选家之粗疏可见一斑，故《锦绣万花谷》所标出处绝不可全信。

　　杜牧先前自焚诗稿十之七八，病重时委托裴延翰编集。裴氏穷搜冥讨二十年，“比校焚外，十多七八”(《樊川诗集注》卷首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也未收录此诗。北宋初的田槩亦未得见。从南宋初期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到之后林清之的《唐绝句选》、柯梦得的《唐贤绝句》，均无《清明》的身影。一次次落单，是无法都用偶然性来解释《清明》突然来路光明正大的。若《清明》是杜牧所作，则无法解释《锦绣万花谷》7次未署“出杜牧”却标此诗“出唐诗”，更无法解释署“杜牧”多达140多处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偏署此诗出于“古选诗”。《锦绣万花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确有粗劣之处，而《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更是一部书坊造假伪托之作。三书在文献来源上错乱较多，在《清明》的出处标注上却呈现三种不同指向。偏信最晚出“甚至连诗作者的姓名也常常张冠李戴”(见刘永翔一文)的《千家诗选》，这在逻辑上也讲不通。即便如罗文所言，存在像韦庄《秦妇吟》因某种机遇而重见天日的可能性，但不能忘了，王国维是因为熟稔韦诗名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而觅得真经。《清明》朗朗上口、雅俗共赏，想一一避开裴延翰、田槩、洪迈等一系列“寻宝人”的火眼金睛，谈何容易？

　　(作者：谢海林，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