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

　　靠“适应”走过一波三折求学路

　　保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率先将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引入到大熊猫研究中。

　　魏辅文本来想去看看大海，命运让他进了高中；想学医，又阴差阳错一头撞进生物系……生命中的几次转折，让本来想要做“光荣的人民教师”的少年，一步步攀上科学研究的更高峰。

　　“人有时候是被命运改变的，你必须去适应。就像大熊猫，几万年来，同时期的剑齿象灭绝了，它还能活下来，靠的就是适应和努力。”上世纪80年代起，魏辅文进行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同时用新的技术手段，破解着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的诸多科学之谜。

　　“高考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回忆起参加高考的那个夏天，魏辅文依稀看到了16岁的自己。岁月迢迢，如今已知天命，但曾经朴素的、求知若渴的情怀，仍在他心中荡漾。

　　参加高考很重要是全家共识

　　新京报：在你求学过程中，家庭对你有着怎样的影响？

　　魏辅文：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他们就觉得要读书才行，于是我小学四年级就离开家乡的村小，到了云阳县的东风小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

　　考大学的时候我读寄宿学校，最后那半年我妈妈在县城里租了一个小房子，天天给我做饭，算是很早的一批陪读妈妈。我父亲不爱说话，但是对我影响也很大。我们整个家庭都有个共识，我参加高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填报的志愿是什么专业？

　　魏辅文：1980年，高考恢复后的第四年。那时我爸爸生病，让我有了学医的想法，报了泸州医学院的儿科。后来没录取上，就到了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我本来填报的志愿是数学系，因为我爸爸是小学数学老师，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对数学感兴趣。结果我被分到了生物系。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的分数吗？拿到成绩时是什么感觉？

　　魏辅文：比本科录取线高30分左右。很高兴很激动，能进哪个学校不晓得，但是肯定是考上了。

　　新京报：没读到最理想的专业，当时有没有觉得遗憾？

　　魏辅文：没啥遗憾的，能有大学上就很不错了。而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奇妙的变化。1978年恢复初高中统考时我刚好初三，本来想去读中专，尽快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结果因为成绩不错，被云阳中学(现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第一批次把我档案调走了。我记得当时报了一个河运还是造船的中专，想出海去看看，结果中专没读成，反而去读了高中。也还是高兴，既然考上了，就认认真真去读。

　　寝室关灯后到路灯下学习

　　新京报：大学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魏辅文：是学习。我对1984年的春晚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考研究生那一年，唯一就在春晚那天休息了，其他时候都在刻苦学习。

　　上大学时寝室十点关灯，我和同学们就到路灯下学。那会儿没有其他想法，就是觉得要学好，立志要考研究生，还要继续上进。

　　新京报：进大学后就确定了动物作为研究目标吗？

　　魏辅文：也不是，当时我对遗传学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会儿育种、粮食生产这些特别特别重要。我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看遗传学的书，然后报考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但最后没有招我。当时胡锦矗老师刚好在招研究生，就把我招来了。所以说，兴趣是重要的，但是也得随着环境的改变去适应。

　　我经常说，我们要向大熊猫学习。熊猫为什么没被淘汰，就是它善于改变自己。人生过程之中，必须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你的策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新京报：投身大熊猫研究，有没有觉得做野生动物研究很辛苦？

　　魏辅文：那时天天早出晚归，不管下雪还是下雨，我们都要钻林子，去追踪熊猫，找粪便、做样方、观察熊猫的行为。我的导师胡锦矗先生对我影响比较大。他那会儿五六十岁，也是天天在跑，带着我们到处转、到处搞研究。我想人家老头子都可以干，我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生命的进化就是不断适应环境

　　新京报：现在有些年轻人说“躺平”，你怎么看？

　　魏辅文：我的命运一直都在发生很多变化，光是从求学经历来看，我就经历了三次“身不由己”的调整。我最大的体会是，你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环境，抱怨永远没法前进，只能颓废下去。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生命的进化就是不断适应环境。比如从四川到北京，肯定很多时候不熟悉，需要适应环境、融入环境。该怎么做呢？就是改变自己。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你必须适应环境。人生的启迪，就是适应整个环境的变化。“躺平”等于放弃努力，不努力，怎么能适应呢？

　　新京报：距离你高考已经过去四十年，你现在觉得高考还重要吗？

　　魏辅文：高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

　　新京报：和当年高考相比，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魏辅文：我考试时心里没感觉特别紧张，就是最后那一个月冲刺阶段，感觉到很紧张。

　　我的大女儿在2010年左右参加高考，那时我比当年自己高考还紧张。第一天我上午送她去考试，中午骑着自行车把她接回来的时候，把准考证那些材料全扔到前面的车筐里。结果为了赶快回去吃饭让她休息一会儿，把准考证忘了。下午准备送她去参考的时候，一看准考证不在了，着急惨了。冲下来一看，准考证幸好还在。如果丢了，是否会影响一辈子不好说，但至少影响她那一年上大学。

　　新京报记者 杨雪